者的丧钟。。 最好的txt下载网
基督徒兄弟？（8）
她的演讲获得听众的数度起立致敬。
在众议院的演讲，宋美龄首先指出“击败希特勒比击败日本重要”的错误观念，认为“事实并不如此，而且也不符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利益”。她说：
我们这一代人有权利为自己及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不能有憧憬，但必须认定和平在精神上不应是惩罚的，在家园上不应是省的、国家的，或者是洲际的，而必须是全球的，在行动上是人类主义的。
宋美龄的演讲结束了，一位众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她的第二次演讲，通过无线电波迅速向全美广播。
身为康涅狄格州选出的众议员，鲁斯也在座。
1945年9月3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的次日，蒋介石再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10月，鲁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在重庆，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了面，经周恩来安排，鲁斯还重返了已为*控制的胶东出生地。
1948年，是国共内战正兴的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败象已定，然鲁斯却又一次将他列为《时代》封面人物。
蒋介石最后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1955年，而这，可能也是鲁斯在1965年——中国大陆“*”的前夜，希望访问中国大陆被拒绝的原因。
司徒雷登和鲁斯都有着西方传教士的背景，他们都热爱中国，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们都无法进入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鲁斯十次将蒋介石推为《时代》的封面人物，与司徒雷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不会仅仅是巧合。
1946年7月，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进一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秉持宪政*立场的司徒雷登最终与主张换汤不换药的*体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请示电报中有了要蒋休息并将权力交给其他人的设想，而蒋介石也将他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司徒雷登对其“支持不力且背后拆台” ，蒋介石到台湾之初，明确表示不希望司徒雷登再来台北履新，而司徒雷登辞去驻华大使的报告也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1953年，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理事会决定在中国台湾台中市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原定的校名为燕京大学，却为台北执政当局否定，最后命名为东海大学。
友谊虽已不存，但政治家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到。蒋在交恶时也不失礼节。1956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八秩华诞，蒋介石由台北致电祝贺，电文发表于台北《中央日报》6月27日第一版。 这一点，与蒋和史迪威交恶，然而史生日时，蒋仍致电贺寿并送蛋糕是一样的。而在司徒雷登的遗物之中，有一本英文版的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Soviet Russia in China），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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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1）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我所以能取得的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方面，应该归功于他的地方，也许甚至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得多。1
司徒雷登逝世后，傅泾波挽之以联，有谓：
数十年耳提面命，形影相随，侍药意未周，一朝驭驾西方，能不椎心泣血泪。2
傅泾波的次女傅铎若也说：“父亲一生的历史是和司徒博士相伴的历史。”3而傅泾波晚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何迪的协助下完成了两个章节的口述回忆，题目就叫《我与司徒雷登》。
所以，要了解司徒雷登，就必需了解傅泾波。
傅泾波（1900—1988），出生在一个满族贵族的家庭。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其后清太宗皇太极复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的特点是兵民、政军、战耕结合。满洲八旗依次为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而其中前三种为地位最高贵的“上三旗”。傅泾波的家庭属于正红旗，品秩上虽较正黄、镶黄、正白要低，但也属于跟着努尔哈赤打天下的一辈了。
傅泾波的祖父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这是他与“拳匪”打仗时以军功得来的，后来担任过甘肃镇守使。傅泾波是家中的长孙，因此自幼被家庭所宠爱。他6岁时曾被祖父带入紫禁城中，觐见当权的慈禧太后，并被慈禧赐名“永清”，意思是“永远清正”。
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在晚清宣统年间（1909—1911）曾担任过顺直谘议局的议员。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其设立的目的。作为议员，傅瑞卿的思想较为开明，赞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的“弭平满汉畛域”的主张。为此，在谘议局提出议案：“取消满汉畛域，以促进满汉平权。”清帝逊位，民国肇建，他又续任直隶省议员，后弃政从商。因工作关系，他与不少西方人有过接触，由于不善理财而使家道中落，最后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在这一点上，父亲傅瑞卿对傅泾波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傅泾波的幼子傅履仁日后是这样介绍其祖父的：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4
作为八旗子弟，傅泾波幼年在家随师读“四书五经”，后入美国教会办的北京汇文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林孟熹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中说，少年时代的傅泾波给人的印象是机智活跃、任侠好客，“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也善于结识朋友，更乐于为朋友效力”。傅泾波这种自幼俱存的个性，可能也是他日后得到司徒雷登赏识的一个因素。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2）
由于家庭的关系，傅泾波年轻时就结识了三位中国北方的政坛要人。一为“南北二孙”之“北孙”的孙洪伊。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天津人，晚清与傅瑞卿同为顺直谘议局议员，时人谓其虽然“为人木讷，拙于词令”，然而“轻财守义，重然诺，颇有燕赵侠士风”。任议员时，亲率各省代表来京师请开国会立宪，至是闻名于时。民国二年（1913），孙洪伊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组建民立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内务总长。旋南下护法，加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任内务总长，颇为孙中山所倚重，时人又以“小孙”目之，以别于孙中山之“大孙”。
由于孙、傅两家是世交，故孙洪伊对傅泾波这位世侄的聪明与机智十分欣赏，惊异于其深厚的国学根底，而傅也称孙为“我的教父”（my godfather）。在孙洪伊的影响下，傅泾波得以结识一批名流人士，也练就了一手官式文章。
另一位为孙中山的广东香山（今中山）同乡、清政府派赴美国百名幼童留学生之一的蔡廷幹。蔡廷幹（1861或1863—1935），字耀堂。进入民国，任袁世凯的高等军事顾问、英文秘书长。1926至1927年一度署理北洋杜锡珪内阁外交总长。傅泾波从蔡廷幹处提高了自己的英文口语水平，蔡廷幹也利用傅泾波娴熟的国文根底帮助自己处理中文信件。
第三位是李石曾。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河北高阳人，他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第四子，李家与傅家为世交。1902年，李随孙宝琦赴法国，从事大豆研究，又研究无政府主义学说。作为清廷官宦子弟，李却反其道而行之，投身反清革命，1906年，他经在法人士张人杰（字静江，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有赞助者）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以后，又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京津同盟会，并在北京创立华法教育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家乡开办高阳县布里村留法预备学校。1917年底，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及社会学教授，后来又在北京创办了私立中法大学，北京易名北平后的1928年，任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李石曾“是除司徒雷登以外，对傅泾波一生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5主要表现在傅泾波后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所建立的关系，基本上都是通过李石曾所建立的。尽管李是“反基运动”的倡议者，而傅是一位基督徒，但却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情同手足的忘年之交。
傅泾波长于交际。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他结交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孔祥熙等人，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引见下，去紫禁城见了这位清逊帝。傅泾波后来说：“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我很多朋友是共产党人，但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6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3）
由于傅泾波的父亲傅瑞卿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使傅泾波对基督教也产生了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常常参加北京和天津两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并且是其中查经班的成员。
1918年秋，傅泾波陪同父亲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大会，当时任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应邀在大会上用中文（确切地说是带着杭州口音的中国话）作了演讲，他的这次演讲给傅泾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虽然他（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是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神圣的光芒。”而傅泾波后来对其子女们也说过，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是“基督化身”，他对司徒雷登的爱甚至超过对他亲生父亲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