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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当古人用这个角度看不懂时，他就用那个角度看。譬如古人对“无”这个字讲不通时，他最后就解释成“有”。
所以，文言不但文路混乱，而且前后颠倒。古人写文言文时，常是前一句后一句跳来跳去，你如果一句一句照次序翻译，那就前言不照后语，完全不通。除了混乱外，文言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简练”，常常四五个字就包含了七八十个字的意思。
古文的难懂，还有一个原因是，古人好引经据典，东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西引一句古书上的话，而他所引的那些话，却往往跟他所叙述的事，完全无关，他这样引来引去，也许是一时的兴致，也许是为了展示他的渊博，也许只是为了整篇文字的气氛。
还有一种情况是举证错误，譬如古人举某个例子来印证自己的叙述，但往往他举的那个例子就错了，这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曲解历史事实的例子很多。所以翻译起来，除了不懂很生气外，又发现明明不是这么回事，他还硬讲是这么回事，那就更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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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镜子（4）
问：你以杂文成名，现在却潜心于历史研究，对一个长年从事杂文写作的人来说，这代表什么转变或意义？
柏杨：我一直很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国历史更是世界所有历史书籍中最丰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像中国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连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还是晚上发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详细的记载。
印度根本就没有历史，罗马帝国也没有中国这种编年体的详尽记载。但中国人有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大的遗憾！
我翻译《资治通鉴》以后，收到各种各样的投书，但我每收到初高中学生的来信，听到他们说如果你不翻译《资治通鉴》，他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懂时，心里真是异常感动。如果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懂，那该是多大的悲剧，我在想，这个工作现在不做，再经过几十年，中国人读古文的越来越少，工作将更困难。我一直期望中国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彻底认识，彻底铲除，而这思想越早在心里播种，认同这种想法的人愈多时，这一股力量酝酿成熟以后，中国才有希望。
杂文虽然有杂文的价值，但杂文往往只是对变态现象的一种抨击，翻译《资治通鉴》，不只是对当时现象，还兼及导致这种现象的病根。
亵渎君主的柏杨（1）
访问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译者梁其姿小姐
文载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报》
问：你在狱中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对你来说，最难受的事是什么？
柏杨：开始和结束时最难受。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很久之后，我才顿然领悟，这是上面要重重惩罚我的思想过于独立。当时，我非常害怕从此湮灭，尤其审问时所用的刑罚十分可怕，他们不断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过的罪。后来我的腿被打断了，他们送我入医院，在那里，我受到不错的待遇，因此，我又开始怀着希望。我对自己说：“既然他们要医治我，那就是说明他们要保留我的性命。”当我获悉我的判决时，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狱中，我很快便适应生活，习惯被隔离的感觉和物质的缺乏，以及饥饿等等。
问：入狱后他们有没有继续审问你？你有没有被迫向狱吏表白你的“坏思想”，被迫经常作“自我批判”？
柏杨：没有。在台湾，一旦刑期被宣判后，犯人便得到某种安宁。原则上，他们不会再折磨你。不过，我服刑期满后，却重新体验到恐怖。虽然我从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却一直把我软禁在绿岛。在软禁期间，我一度完全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时候的生活的确可怕，我甚至没有可谈话的对象，每天都在等待、焦虑中度过。
问：短篇小说和讽刺性杂文，在你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你对这两种表现形式，是否有特别的偏好？
柏杨：没有。但读者较喜欢后种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而言——如嘲讽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虚伪，杂文的形式可能较为适合。短篇小说以篇幅短小取胜，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当地写出来，不能赘述多余的细节或微妙的心理状况，这类描述可能把某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衬托得更完满，但最后却把重要的主题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问：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纪史学家司马光的作品《资治通鉴》译成现代中文，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业的转折点？
柏杨：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会再写小说或杂文。自我入狱后，我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许多，我觉得历史著作并不是次要的文学类别，同时我觉得，在台湾，历史该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轻一代正面对着文化脱离的危险，他们应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及经典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当然，他们也应该知道古代中国统治阶层是如何的腐败。
古代作品中，有许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文言文太困难了，他们看不懂，所以，我决定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这本史书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翻译司马光的作品，乐趣绝不下于我写自己的杂文。
问：你某些反西方主题，是否启发自这种“文化脱离”的现象？
柏杨：我绝对不是一个反西方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那些暴发户赶时髦的对美国的崇拜，这种人在台湾十分多。但并不等于说凡进入台湾的西方道德及文化价值都应该被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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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君主的柏杨（2）
台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从美国输入的，只是人家的“低级文化”。只要翻开报纸看看，现在台北戏院上映的美国片，尤其那些场场爆满的影片，便了解我的意思，这些都只是乙级电影，我们并不需要接受这种文化。
士大夫和中国人（1）
访问者吕嘉行先生
文载1984年12月16日香港《百姓》杂志
问：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责任？
柏杨：如果说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的话，以前的人因为必须读过书才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是少数人。现在，知识普及，所谓“知识分子”，以及有些人常用的“读书人”这类名词，应该取消。当我们说“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成“公民的责任”？
问：你觉得“士大夫”算不算知识分子？
柏杨：我以为算。对士大夫而言，知识是一种工具，用这种工具敲开政府文官管道的大门。已经走进大门的这些官员，再加上还没走进大门的一些儒生、进士、秀才、举人等等，组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和皇权紧密结合，缔造了中国特有的“官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问：“官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柏杨：日本明治维新所以成功，中国戊戌维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吸收中国制造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制造“官场”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们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这片庞大的乌云层——士大夫阶层——给隔断了。下面是很朴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所以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在从前应该指的是这一批人——士大夫。所谓知识分子的觉悟，应是指这一批人的觉悟。
问：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已经觉悟了呢？
柏杨：要他们觉悟，难如登天。他们是既得利益的一群，绝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想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他们的脑筋已被酱死。所幸的是，时到今天，由于教育普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慢慢地烟消云散。在台湾，由于教育普及，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加多，士大夫阶层可说已经消退。但是，残余的士大夫封建意识，还是存在。譬如说，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职员眷属联谊会，办了一个幼儿园。而有些教授竟不准工友的孩子进这个幼儿园。那些教授在上课时大力鼓吹人权尊严和民主精神，到头来，却做出这种丑事，使人沮丧。
问：请问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反对###，我赞成统一。基于民族的、地缘的、血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现实政治的因素，大陆和台湾，就好像一对指腹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注定要匹配成婚，合为一体。
问：海峡两岸，都用强大的祖国作号召，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柏杨：我更希望有个幸福的祖国。前年，我到意大利，看了圣马利诺，感慨至深。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国度，除了出产邮票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幸福。
问：大陆对台湾提出许多保证，你对这些保证的看法如何？
柏杨：我不相信保证，但是相信事实。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不是因为相信保证而结婚。
士大夫和中国人（2）
问：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柏杨：中国大陆所走的开放方向是对的，假如上天有眼，只要不乱，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四个现代化和软件文化现代化不可分，四个现代化可以成功的话，也就表示软件的现代化成功，如果软件文化的现代化不成功，那么四个现代化也不会成功。它们必须同时并进，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成了往年的“船坚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