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华、聂华苓又笑了一阵。柏杨抽烟，无可奈何陪着笑）
问：（对张香华）你呢？你觉得呢？
张香华：当然我喜欢他的杂文！无论是形式，是语言。写杂文，一定要对社会关怀，有使命感。这种形式，我觉得，可以说是他独创的体裁，而且他运用得真是——真是没话可讲，运用得那么样的熟练，那么样的挥洒自如……
问：对，对，对！挥洒自如！
张香华：就是要学他的嬉笑怒骂，也没人可以超过他。很多读者读了他的杂文，学他的口气来写。我一看呀，唉！没有一个学得像。只有一个女孩子学他学得像，就是梁上元。但是学得像，也不过是学得像而已。文学就是要创造嘛！他的性格，在写杂文的时候，形式和内容，是个很好的结合……
问：对，对！你说得很对！
张香华：（望着丈夫笑）有一天，他要是和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出点什么花样的时候，他的理由并不是我的太太不了解我，而是我的太太太了解我了。
。。
炉边漫谈（9）
（张香华、聂华苓又大笑。柏杨微笑抽烟）
问：你承不承认呀？衣洞！承不承认？香华真是了解你！
柏杨：她对小说的欣赏水准不够。
（张香华、聂华苓笑得更厉害了。聂华苓笑出了眼泪。张香华笑得一头乌黑的头发甩来甩去。阳台上的风铃也“笑”起来了）
问：（终于停住笑声）香华是诗人，感性很强的人，为什么对小说的欣赏水准不够？
（柏杨不语，笑笑，抽烟）
问：香华，你觉得他的小说是不是有点像欧·亨利的小说？情节重于人物的刻画……
张香华：对，我认为这样……
柏杨：我还重视亲情……
张香华：他的感情之浓啊！譬如，他对孩子的心，在他作品里也有很大的分量。疼孩子的心，跟现实生活的困难结合在一起……
问：只是疼孩子的心吗？是他对“人”的爱心……
张香华：对，对。孩子也是他爱的对象。对社会来说，就变成控诉了。对贫穷人的爱，变成怜悯；对知识分子的爱，就变成一种无奈——你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嘛！你除了坚守那些死的信仰，你对人、对己，都不能发挥出一点点光和热。结果，你自己整个萎缩，整个消灭。有什么意义呢？他就感觉痛惜，感觉到一种无奈。还有，他对爱情的观念，我觉得是蛮不健康的……
问：怎么不健康？
张香华：他的小说，常常是，因为贫穷，就把爱情破坏了——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强烈的主题。因为贫穷、灾难，结果爱情就毁了。我觉得他有一种幻灭感，我自己倒是喜欢他写的一对夫妻，很穷，太太生孩子失血，丈夫到处借钱，怎么样也借不到，最后太太死了。丈夫正在路上，狂风暴雨，被雷打死了。家里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待父母回来。最后的结笔是：他们的灵魂，在闪电雷击的那一刻，会不会在天上相遇？我觉得这是他所有爱情幻灭小说里面，写爱情最悲惨，但也是正面肯定的。
问：你觉得他幻灭吗？我觉得他幻灭不了的。
张香华：在现实人生里不是；在小说里，他对爱情是幻灭的……
问：那是因为他的小说是五十年代写的；那个时期他也许是对爱情幻灭的。我觉得他现在不是那种心情了。对不对？
张香华：（偏着头沉吟）现在呀……
问：我觉得他的爱心非常重。他吃过很多苦。这一点，他和安格尔有些像。安格尔小时候也吃过很多苦，他家里穷得不用上税。他所爱的人：妻子、女儿、孙子……他有各种不同的爱法，但是他对物质的反应特别快。譬如，你看见什么东西说好，他立刻反应：去买，去买！我买给你！
张香华：非常像！非常像！
问：刚才那条好看的披肩，你喜欢，他就说，你去买！毫不犹豫。这是他爱心的一种反应。
张香华：对，对！那年我到欧洲旅行。他还不能出国，留在台湾。我在意大利好想他，打电话回家。你猜他第一句话说什么？
（聂华苓摇头笑笑）
张香华：“你要钱吗？”（半嗔半笑）气死我了！好像打电话给他，就是为了要钱！
。。
炉边漫谈（10）
柏杨：我对她讲：不要舍不得钱，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张香华：（笑指丈夫）他没有其他的话，就是钱！我们在新加坡，有人问他：“婚姻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猜他说什么？只说了一个字：“钱”。我也是气昏了！
柏杨：本来就是嘛！我没说错！贫贱夫妻百事哀。
问：你还写不写小说？
柏杨：没有时间写了。
问：你的历史感、社会使命感都很强烈。你在牢里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也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你一向就有很重的历史感，是不是？
柏杨：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历史感。所谓历史，就是故事嘛！
问：你还写杂文吗？去年还看到你的杂文。
张香华：自从他译《资治通鉴》之后，就没时间写了。
问：你怎么想到译《资治通鉴》的？
柏杨：我坐牢的时候就想到的。坐牢时候看《资治通鉴》，看不懂，真是看不懂。出来之后，一直想译成现代语文，但是件很困难的事。谁肯拿一笔钱出来，给你五年来译《资治通鉴》？所以拖了好几年。
问：你以前写杂文，经常需要和社会接触，挖掘问题，而且每天写。那种压力很大啊！
柏杨：是呀！没有压力，没有刺激，你就没反应了。
问：你是怎么找材料呢？
柏杨：社会上各种现象，没有一件不是材料，每天一千字，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我女儿佳佳趴在我头上，骑在我脖子上，我仍然能一面写。马克·吐温说：“人除了在讲台上以外，任何时间都在用脑筋。”我是除了写杂文期间，随时都在用脑筋。
问：每天都有材料可写吗？
柏杨：有时候，一个问题，可以连续写，写一个月。有时需要资料，请记者去跑嘛。譬如，谈到节育的问题，他们主张要生孩子；我批评他们。正好一个记者跑回来说：“给你个好消息！”他说大同中学有个工人生了十几个孩子，送给人几个，孩子还是养不起，家里很穷困。我说，好，再去访问，把整个资料给我！你说反对节育！在这种情况下，生了十三个孩子，工人一个月多少钱？几个孩子卖掉了，几个孩子生病，女人得了肠病，住医院没钱！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生两个好，还是生十三个好？有人在报纸上骂我，说“跟‘###’隔海唱和”。其实，那时候，大陆还没有推行节育。他们说：我们###，需要人，你现在要节育，阻碍###大业！反对国策！
问：简直就是超现实！
（谈话在笑声中结束）
写于1985年4月爱荷华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1）
访问者聂华苓女士·整理者谭嘉先生
文载1985年6月7日纽约《华侨日报》
1984年11月，爱荷华电视台，跟两位中国作家做了一个访问，题目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这个访问以对话方式进行。由“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提问，来自台湾的作家柏杨先生以及来自大陆的作家谌容女士作答，访问用中文进行，节目做好后，加上英文配音，在美国播映。
问：柏杨，我们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开始写小说，我读了你那时候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小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很有批判性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锐。可是你后来改写杂文了，你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呢？
柏杨：小说形式，更需要布局、更需要情节，我觉得它比较迂回一点；而杂文本身像匕首，甚至像炸弹一样，它的效果是直接的，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帮助，所以我改写杂文。
问：那你现在还写杂文吗？
柏杨：已不写了。杂文主要谈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社会的病态，甚至是社会的阴暗面。我并不是因为坐牢而不写杂文，我出狱以后还写了五年之久的杂文。但是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的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问：你到爱荷华来之前，看过谌容的小说没有？
柏杨：非常抱歉，没有，而且也没听说过。不仅是谌容的，大陆上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都没看过，只有三十年代的作家，因为从小读他们的书，所以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是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朋友家才看到《人到中年》的录像带，一直到了爱荷华城以后，才看到《人到中年》这本书，非常抱歉，我知道的太少了。
问：谌容《人到中年》在国内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而且拍成了电影。你能不能讲一讲《人到中年》写的是什么？
问：如果讲故事就太长了，只能说这小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它的主人翁是一个中年女性眼科医生。我为什么要写中年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我们时代决定的。在粉碎“四人帮”，也就是中国“文革”以后，百废待举，都需要建设。在这时候，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年知识分子是骨干，我想在这本小说里，写出他们非常美好的心灵，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同时也写出他们现在实际的生活状况，工作条件，也就是不很令人愉快的状况，譬如工资比较低，住房比较挤，这样的一个现实，我想提起社会的注意，要关心这些知识分子。
问：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们两位以前都不认识，到爱荷华城才见面，可以说你们是隔着台湾海峡写作的，但你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意识都非常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