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杨锦麟打趣说，如果不是高考历史得了高分，被历史系抢先录了去，自己很可能会是中文系的学生。那样的话，说不定还会对老乡林语堂的厦大经历，包括大文豪鲁迅“ 遁迹海滨”，“ 莫名其妙的悲哀”，以及日后二人种种的不愉快，条分缕析，研究琢磨出一些名堂来。
自始至终，杨锦麟对自己历史专业的选择眷恋如初。四年的潜心钻研，师从名家们而勤学好问，无疑对杨锦麟日后思想的养成，治学的方法，甚至观察社会的视角都大有裨益。而他一直以来对于遣词炼句的喜好，也修成了正果——生动、犀利而一针见血的嘴皮子、笔杆子，他的口、他的文字终于捉住了他敏锐的感受。这更像是一个意外收获——若干年后定居香港，专栏作家的笔墨生涯，时事评论员的口若悬河，都显现出杨锦麟当年苦读苦练的扎实根基。
二、新来的辅导员，不辱师门的弟子
虽然是再度踏入社会，如同一切即将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杨锦麟对未来依然有着许多的憧憬和梦想。
1981年，杨锦麟大学毕业了，留校工作是对他优异成绩的肯定和奖赏。轮到他给学生们讲解校训、校歌，和一切关于厦大的辉煌历史了。这时候，杨锦麟的身份已是一名大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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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2）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份正式的职业，所以我格外珍惜。二十多年之后，杨锦麟参加当年所带班级同学毕业二十年的聚会，坦然地向学生们诉说自己当时的心境。
杨锦麟一边热心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一边继续潜心留意自己在大学时感兴趣的课题，杨锦麟在为他日后研究方向的确立，着手准备。
1981年入学的新生们，已经不再像78、79甚至80级，同班同学年龄可以悬殊十几岁的插花班了，而大多是应届高中毕业，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教书育人，抓思想抓纪律，健全班团组织，校风班风建设，甚至学生们的生活起居，拌嘴斗殴，谈情说爱，事无巨细，无一不是辅导员的工作范围和职责。
一半是老师，一半是家长。尤其是对八十年代以后入读的学生来说，杨锦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靠他的黑色幽默来做的。正面说服教育倒在其次，诸如理想、前程、社稷、责任等等，杨锦麟总是能从最现实的基本面找到对应，把活生生的事例摆在学生眼前，这样学生们的思想会比较容易打通。当然很多同学至今对他的严格和严厉仍多有微词。
杨锦麟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然还有他为学生们无条件的付出，生活上无微不至，纪律方面却始终严格要求。亦师亦友，加上杨老师的正直、豪爽，高八度的责任心，一朝为人师表，杨锦麟最看重和在意的是自己带领的班集体，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这一点，同学们没有让杨锦麟失望，这也足以令他这位新来的辅导员由衷地欣慰。
桃李芬芳。当年杨锦麟的学生们，于今遍及全国各地，这些杨锦麟读报节目的忠实观众，为自己辅导员的骄傲溢于言表。至今，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和杨老师保持着热线联系，但逢天南海北同学间聚会，他们最期待的是有杨老师到场，为迁就老师的时间，他们情愿改变已定的计划。而每一次面对自己学生发出的邀请，在观众和师生之情间的取舍，对杨锦麟而言同样艰难。虽然常常是分身无术，但杨锦麟都会把这当作一种快慰、一个珍存。
2004年，长沙大聚会，杨锦麟难得地现身，那个场面出乎意料竟然成了一场“ 大批判会”。那场一次同学老师离校二十年鲜有的聚会，令所有到场者难忘。叙旧聊天，而到了晚宴的话题，焦点非常集中，同学们众口一词的“ 指摘”不外乎杨老师当年的严厉、残忍，铁面无情，使他们错失了花间絮语、月下缠绵的浪漫。
同学们清楚记得，当年在学校，杨老师最最反对的是他的学生谈恋爱，为此不惜搬出诸多禁令，好像“ 封建家长”般棒打鸳鸯，非常严厉……追忆过往的青春岁月，一次难得聚会的主题居然是“ 控诉”恩师的无情，但这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师生之间才有的一种私谊。
面对学生们的声讨，杨老师除了诚恳检讨之外，还是口不改悔，“ 不让你们谈那就对了，你们自己想想，饭都吃不饱，还需要助学金交伙食费，还谈什么恋爱”。杨锦麟更多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读书期间对知识的投入和渴求经验来解释自己当年的不近人情。
风华正茂的男女，每天一个教室上课，一起出入图书馆，萌生情愫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要说对岸的鼓浪屿，就是厦大校园哪里不是谈情说爱的极佳选择。即便是杨锦麟自己，那时不也刚刚成家吗？但反对学生们谈恋爱，杨锦麟非常决绝。尽管当时校园的恋爱风也是屡禁不绝，尤其是高年级，恋爱像野火一样蔓延。杨锦麟苦口婆心的劝喻有之，实在不行只有当头棒喝，其实他的外人看来的过分严厉、不通情理，最主要还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应该把所有时间、精力都用在学业上，因为他自己、他们那一代人已经被耽误的太多了。
杨锦麟自己同样也在只争朝夕，不敢有半点懈怠。
很快地，杨锦麟把目标投向了一直关注的清代台湾历史，开始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并迅速崭露头角。毕业不到两年，杨锦麟被破格提升为大学讲师，又以业务骨干身份充实到厦大国内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机构——台湾研究所，开始了他对台湾问题长时间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湾问题研究是大陆炙热的“ 显学”，各种台湾研究机构纷呈，各显锋芒。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习俗相近、言语相通等地缘便利，使得厦门大学在台湾问题研究领域捷足先登，于1980年就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这就是杨锦麟当时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
2004年，经批准，厦大台研所已升格为台湾问题研究院。研究院下设政治、经济、历史、文学、两岸关系五个研究所以及文献中心，还编辑出版《台湾研究集刊》等。研究所现有两个博士点，以及中外政治制度、区域经济学、专门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四个硕士点，在国际学术研究相关领域仍然享有较高学术地位。
而作为鼻祖的厦大台研所，即便是当时的研究人员均有过长期治学经验，熟悉台湾历史和现状，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相当扎实。陈孔立、范希周、陈在正等一班知名学者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矢志追求，被视为在掌握和了解台湾资讯、研究探索台湾问题方面的“ 实事求是派”，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多年来，海外普遍把厦大台研所当做是大陆台湾问题研究“ 南派”意见领袖和业界姣姣者，十分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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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3）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厦大台研所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实在难能可贵。正是在这样一个治学严谨的氛围中，承继着所里在台湾问题研究方面建起的构架，受到陈孔立等恩师悉心栽培，杨锦麟可以说是深得其所，其师治史之精髓，他快速起步成长。《李万居评传》便是杨锦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集成，他在这块尚未被开掘的土地上的耕耘，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史料中新的价值发现，开拓与创见，实不辱其师。
三、台研所新锐，目光投向台湾党外政治势力兴衰
在台研所，由研究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政治运动，包括民进党，渐渐地，杨锦麟萌发了对他们的先驱者——台湾省级早期反对人士的浓烈兴趣。
七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执政党党外政治势力，是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它的出现，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必有其历史的传承与源流。这在杨锦麟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基础上缓慢集结形成的。早期在野政治人士政治运动的尝试与失败，为七十年代以后党外政治势力的崛起积累了教训与经验，同时提供了行动和思想的借鉴。
杨锦麟认为，早期的台岛在野政治人士拘于政治高压、权威体制的制约，固然无法展现当代台湾在野政治势力的意图，却仍以其孤军单薄之力，做出许多不懈的搏击，从而构成了一组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且色彩斑斓的政治群像。其中形象最为鲜明、性格最具特色、生平最富悲剧性的，实非传奇人物李万居莫属。
以李万居的生平，浓缩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考察，并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凸显李万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李万居就这样不期而至走进了杨锦麟的视野。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同时，杨锦麟还使得自己的著作不失为一本耐看的大众读物。
《李万居评传》，杨锦麟是在追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呼唤一个已被淡忘的名字。李万居，这个生前历经磨难、备受攻讦、郁郁而终，死时却备享哀荣的“ 近现代台湾历史发展轨迹部分见证”的传奇人物，正是因为杨锦麟的寻觅、评说，一个寂寞先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获以重生。
这里有必要先对李万居的生平要事略作介绍。
李万居，1901年生于台湾省云林县。年轻时，李万居曾西渡大陆，求学上海，与章炳麟等人有过师生之谊；二十五岁赴法国留学，七年间先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后攻读社会学，兼读政治课程；回国后，举家迁居南京，任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期间在香港、广州一带活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居参加首批赴台接受工作，负责接管新闻业，随后筹办并出任台湾《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李万居曾荣膺甲等胜利勋章，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