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直到七十年代初（ 七二、七三年间） ，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后才顺过气来说得下
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么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一面。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一九九六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主席的名义还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身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的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习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忠实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一旦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艺术创作而言更应如此，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因为他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
从一九六二年他高中毕业到一九八二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一直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一九七七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一九七八年上半年他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
然而，仅仅熟悉农村的生活和各色人物对创作来说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陈忠实虽然有没上成大学的缺憾，但新时期以来他没有放过可能得到的自学的机会。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他曾经较集中地读了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读了《世界短篇小说选集》（ 上、中、下三册，含上百位作家的佳作） 。阅读不但使他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而且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这种体会是通过阅读作品得到的感悟。比如写十月革命的作品，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同类作品中是进入了生命体验的有深度的作品。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中，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独特的感觉就来自生命的体验。包括阿连德的《妹妹》，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都是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作品。总之，关注人的生存形态，争取人的合理的生存状态，这是忠实在广泛阅读后产生的对生命体验的深刻体会和强烈共鸣。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他认为张贤亮的《绿化树》就是这样的有深度的好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忠实对自己的创作才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他因而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也有了新的评判，如一九八四年的中篇小说《初夏》等颇得好评的作品，他认为也只是写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而到了一九八五年写《蓝袍先生》，才有了突破，才接近了生命体验的深度。真实的生活故事可以感动读者，但只有写好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生命意识中深层的东西，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和真正的震撼。忠实认为，他到写《蓝袍先生》时已经有所感悟，但认真地去
努力表现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人物的生存形态，那还是到《白鹿原》才算完成。
总之，有了这种认识和感悟，有了写作《蓝袍先生》时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还有生命本身发出的强大的蕴含欲望的张力，使忠实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到他五十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那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这是在一九八六年，在忠实刚交四十四岁时面对人生的重大课题。然后便有了两年的认真的思考和扎扎实实的准备，以及长达四年之久（ 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二年三月） 坚韧不拔的努力。尔后才有史诗式的长篇巨制《白鹿原》的诞生，而一员功勋卓著、风采超群的大将便屹立在中国当代文坛上。
三
《白鹿原》，撼人心魄的高峰在一九八五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几方面的准备：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中国《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释》、《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的《活动变人形》（ 王蒙） 、《古船》（ 张炜） ，外国作家的则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 ，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作了这些准备和思考之后，他认识到只有回到老家小屋那个远离尘嚣的环境里，才有望实现自己的宏愿。
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这是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全村不足百户人家。虽然由此到西安只有不足一小时的、约五十华里的车程，然而却是天然的僻静，最适合沉心静气地思索和精雕细刻地写作。村里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横亘百余华里的高耸陡峭的塬坡遮挡了电视信号，电视机在这里也只好当收音机用，只能听听新闻和音乐之类。但这离西安闹市不远的地方确实没有工业污染。只要灞河不断流，河川便清澈见底；还有错落的农舍，一堆堆的柴火或麦草垛；平展宽阔的庄稼地；河边、塬坡上有树林，那里有狐狸、獾、稚鸡、呱啦鸡、猫头鹰等等，真是一派田园风光。
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是陈忠实从老太爷、爷爷和父亲流传下来的家园。在家园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有忠实亲手栽下的昂然挺立的法国梧桐。这本来只有食指粗的小树，在陈忠实决心动手写《白鹿原》的一九八八年的早春栽下，四年后它便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终于可以让它的主人享受到筛子般大小的一片绿荫了。它是陈忠实为了写成《白鹿原》这几年来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所耗费的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难耐的寂寞的活生生的见证。
这是一九九一年冬天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闲不住的农民们忙碌了一天，天黑吃罢了夜饭便早早地歇息了。整个村庄沉寂下来，偶尔有几声狗吠之后便愈加死寂。陈忠实在老家小屋里的小圆桌上已经爬行了四年。这天还是在这张小圆桌铺开的稿纸上整整折腾了一天。他和《白鹿原》里生生死死的众多人物又作了一整天的对话和交流。写作顺畅的欢欣和文思阻塞的烦忧都难以排解。这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孤清。
他在无边的孤清中走出沉寂的村庄，走向塬坡。同样清冷的月亮把它柔媚的光华洒遍了奇形怪状的沟坡。在一条陡坡下，枯死风干的茅草诱发了他的童趣，便点燃了茅草。开始只是两三点的火苗哧溜哧溜向四周蔓延，眨眼间竟蹿起了半人高的火苗。火势
瞬即蔓延，时而腾起高高的烈焰，时而化为柔弱的火苗舔着地皮缓缓地流窜，等燃烧到茅草厚实的地段，呼啸的火焰竟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忠实便在塬坡上席地而坐，慢慢地点燃了一支雪茄。徐徐地吸着烟，在燃烧的火焰中他一会儿仿佛看见自己眼前重重叠叠、高达盈尺的《蓝田县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看见其中一本接一本的《贞妇烈女》卷，回想起其中最多不过长达七八行文字的典型记载，以及最后只剩下张王氏李赵氏的一个个代号。然而在他的心里，这一个个代号又都化为一个个血肉丰满、有灵性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