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情变，男方哭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两人由分手而复合、由复合而结婚，全城哗闹，宛若电影《摘星奇缘》里的离离合合。传媒炒作造就了一段欢喜姻缘，以悲剧始，以喜剧终，极富曲折张力。
男人的眼泪，尤其为女人公开而哭时所流的眼泪，不可谓不威力强大。
一个男人，一辈子会对女人哭几次？
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民间智慧既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相信次数一定少于女人对男人哭泣。可是难说归难说，屈指算算，有这样的几次总难免俗：第一次是从娘胎里滚出来面对人间，呱呱落地，如果不哭个痛快以吐出口内肺内的积水，恐怕早已活不下来了。如同余光中在《母难日》诗内所写，“快乐的世界啊，当初我们见面，你迎我以微笑，而我答你以大哭，惊天，动地”，一段母子长情由此展开，情始于泪，女人是男人的第一个哭声听众。
第二次是小学时被老师责备而哭，有的，读了六年小学，你一定曾经遇过可恶无理的女老师，或因月经失调，或因跟丈夫吵架，总之是基于私人理由压抑了满肚子怒火，回到学校，遂拿学生出气，你这个倒楣鬼被抓住了。因小事被她在所有同学面前羞侮一番，脸皮再厚，你亦忍不住黯然落泪。
第三次是跟情敌抢女朋友，有了危机，不得不使出眼泪的杀手鐧，半夜喝醉敲门，把泪水化为激光，射熔她的门窗房禁。李宗盛的歌词早已说了，“那一夜我喝了酒带着醉意而来，朦胧中的你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我仿佛看出你的犹豫轻轻哭泣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你诉说我的悲哀。”bingo，以后的便是历史了。
第四次、第五次，或为挽救婚姻而哭，或为离婚伤感而嚎，皆是常见之事。但另一次对女人流眼泪，嗯，又要再提余光中了，那是在母亲离世之日，仿佛历史重演，你再次对她痛泪流涕，“悲哀的世界啊，最后我们分手，我送你以大哭，而你答我以无言，关天，闭地。矛盾的世界啊，不论初见或永别，我总是对你以大哭，哭世界始于你一笑，而幸福终于你闭目”。
如同女人，男人的眼泪流不尽，断肠时，可以哭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谁欺负了梅兰芳
黎明演《梅兰芳》，总会述及香港的战时岁月吧？
如同在李安的《色．戒》里能够窥见香港的旧时月亮，我们应有理由相信，在陈凯歌的新片中，香港的利舞台、娱乐戏院、皇后戏院、这条马路和那幢楼房或会光辉重现，因为梅兰芳毕竟曾以此城为寄。他在此地，有过纷乱足迹。
有不少文章记录过梅兰芳的香港时光，其中有日本人写的，或因隔了一层也因曾是敌对关系，如今读来反而特别可信和具亲切感。
例如和久田幸助，这位日本鬼子是战时派驻香港的“广东语专家”，责任之一是对文艺界做工作。一九三八年某个午后，据其晚年自述，第一次在香港见到梅兰芳。地点是早已不存在的告罗士打酒店。他与朋友喝下午茶谈政事，看见邻桌坐了一位眉清目秀的男子，戴着白手套，举止文雅，一看即知身份独特。不愧是情报人员，日本鬼子觉得男子可疑，对之注视良久，其后打听始知，他就是梅兰芳。一位懂得京戏的中国人对日本鬼子说：“因为梅兰芳是男青衣，对于手掌和皮肤必须妥为保护。”恨生太早，那时候没有各式护肤乳液，梅兰芳唯有加倍小心，替双手“*”，用人工方法保持肤纹嫩滑。
梅兰芳在香港一住四年，日本人对他虎视眈眈，屡次或诱或逼他出山演戏或表态，但皆遭拒绝。和久田幸助即曾负责游说工作，梅兰芳是这样回应他的：“我来香港，正是为了避开政治漩涡。现在中国分成两个，蒋先生的中国和汪先生的中国，……对于任何一方，我都不愿过于接近。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请不要让我为难。”和久田幸助的确没有为难他，他不算是一个太坏的日本鬼子，必须公平地说，战时他更曾因“偏袒中国人”的罪名遭日本宪兵队拘捕下狱。梅兰芳于一九四一年重返上海，亦是和久田幸助帮的忙。两人在上海重遇，梅兰芳还亲笔画了一幅梅花扇面送他，握手道别，即成永诀。
战争剥夺人性，可是人性的厚度许多时候远比想像中的深和实，所以才留下了这许多动人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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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容颜
经常有女艺人更衣被*，因是杂志记者所为，照片也被刊登于杂志之上，社会上的激烈争议难免一面倒地将之框限为一桩“狗仔传媒事件”。其实，若把此事放置于“性别影像文化”的广阔脉络下检视，或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的吊诡趋势。
这次争议，大抵沿两条主轴展开：首先是“自由Vs。监管”的制度运作问题，各界争相探究政府到底应否立法管制媒体采访，以及私隐保护的界线应该被划在哪里；其次是“媒体Vs。市场”的责任归属问题，各界热衷争辩到底是传媒“教坏”了社会，抑或是因为有如此或如彼的消费者才会出现如彼或如此的报刊。从传媒批判角度看，这两组问题皆甚重要。然而，类似女艺人被*并公布照片现象在网上早已无日无之，纵使政府成功立法，受到有效保护的也只会是极少数的知名艺人和公众人物，其余绝大多数无名无姓的普罗女性终究仍在不知情、非自愿的情形下惨尝被*之苦，在虚拟世界里，她们的身体被任意践踏。
为什么被*是“苦”？只因我们失去了对身体影像的控制权，没法保有自己想隐藏的私密，个中无助，足令我们感受到焦虑与愤怒。
现代社会的摄录科技早已足让人手一机，每个人都可轻易拥有一个随身镜头，随时随地拍下别人的身体影像，再予以切割（别忘了泛滥成风的合成*照片）、诠释（照片于流通时通常被配上侮辱性语句）、传送（按一下键即可让照片传遍地球）；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扮演“影像猎人”的主动角色，却又必然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影像猎物”。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有名言说，“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15分钟”，到了影像时代，这“15分钟”或应被重新定义，它不仅指成名的15分钟，更指被*的15分钟。善男善女，如果你尚未被*过，别急，总有一天轮到你。
但两性身体被*、被重复*的几率和境况毕竟大有差别。在现代消费社会的主流文明里，女体向来被形塑成被观看的目标，当*的镜头在街头巷尾到处漂流，女人不可能不感受到强烈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威胁感根源并不在于女性的身体不见得光或不应见光（也即不是像阿娇所说“你叫我以后如何面对fans和小朋友”），而是在于女性被严重剥夺了“身体影像”的自主权，也因此被严重局限了“身体行动”的自主权。因为你被迫随时随地要保持所谓“端庄仪态”，以免不小心被*了*镜头，再在网上遭扭曲嘲笑。这样的社会，也即如日本人所说的“视奸社会”，很明显是一个对女性不友善的社会，虚拟空间里的意淫玩笑足以在现实世界中把女性牢牢困住，无论*所得的照片是三级或二级半或什么什么级，只要有一个神秘的镜头在瞄准你，身体便不再为你所有，你，已经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怎么办？欧美世界的女性主义者也正在思考良计，并在且战且走，努力在“视奸社会”里建立另一套对女性比较公平的游戏规则。其策略之一，是重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游击战，通过抗议行动要求政府立法严管网络上的*行为。三十年前，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性侵犯罪案率极高，令女性居民不敢于夜间出门，美国妇运界特地举行一连串“夺回黑夜”示威行动，提醒警方加强保护女性人身安全，自此，沿袭此俗，许多城市每年一度皆仍有此*，算是对于女性国民的“觉醒教育”。三十年后，有多个妇运组织把这活动搬到虚拟空间，名之曰“夺回网络”（Take Back the Web），呼吁女性网民对有辱女体的*网站予以检举、投诉，甚至进行黑客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务求减低网络世界对于女体的“影像剥削”程度。她们相信，网络上的父权敌意跟现实里的父权宰制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绝无“真假”之分，故应一并消灭。
欧美女性主义者尚有一项听来有趣的文化抗争策略：索性*。她们当然不是为了满足男性视奸欲望而鼓吹女人自己*衣服大拍特拍。在其眼中，摄影镜头既像一把军刀，可供男人像猎人般用之宰割女体以烹煮尝食，但也像一把手术刀，可供女人像医生一样用之解剖自体以探索自我。这就是“女性主义摄影”（feminist photography），目的在于从女性的躯体、欲望和想像出发，深入探视女性经验与社会制约之间的关系。
在这脉络下拍出来的照片，往往刻意把女人从一般所谓“美态”（也即男人所渴望见到的美态）中解放出来，呈现不同女性在不同生命时刻下的真实影像，例如美国艺术家汉娜．威尔克把自己和母亲的癌症病发过程拍下，让世人在女体的腐朽影像里思考女性的价值。在亚洲，日本艺术家笠原美智子更在《招摇》一书里鼓励年轻女性**，用镜头“面向未知的自我”，用镜头说出属于自己的隐秘故事。
而回到香港，如果妇权人士或学校里的女老师只懂得把更衣*看待成“狗仔传媒事件”，恐怕流于狭窄而不够“通识思考”，那些躲在黑暗里的*眼睛可能也会忍不住偷笑呢。
又见天水围
三个月前香港电影节开幕时我写过一段文字，如今重读不禁脸红。自问性格乖张，自大的时候多，脸红的时候少，但这次，真的红了。
脸红的理由是看见《天水围的夜与雾》的海报而猜错了情节。该片当时被选为开幕电影，海报上，红男绿女，各露了半只手臂半只小腿，气氛有点诡异却又有点*，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