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
第九、十两军于7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汨罗江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做第二期作战准备。
这时唐生智和我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我二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当时正传广州中央有人主张克复长沙之后，对鄂采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进攻。唐生智得报，焦灼异常。遂约我联名函陈蒋总司令，详细分析利害得失，坚决主张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张。因先鄂后赣，为湖南当局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计，也极为顺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据此种论断，拟具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解释我们的意见。
我们于8月9日晨抵衡阳，同行的还有各机关和民众团体代表数十人。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谈，甚为欢畅，唐生智因前线事忙，稍谈即折回长沙，我却和蒋氏详谈。唯此时欢迎代表甚多，旅途匆匆，未谈出什么结果。
当晚我又到白崇禧处坐谈甚久，白氏这时才详细告诉我他出任参谋长的原委。他说，最初他是坚决不干的，但是当我们前方已打得炮火连天之时，而广州总司令部还迟迟没有组织。他深恐拖延日久，我七、八两军在前线孤立无援，一旦吴佩孚大军南下，岂非前功尽弃？所以他不断地向军委会和李任潮催促，但是他们众口一声地说，现在无人可负组织总司令部的责任，除非白氏答应为参谋长，才可着手组织云云。中央各政要和蒋总司令、李任潮等不时赴颐养园白氏寓所力劝，川流不息，急如星火。白氏推托不得，最后才提出折中办法，他要求将“总司令部参谋长”职衔之上加一“总”字，变成“总参谋长”，由李任潮担任此一头衔，而白氏则以“副总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参谋长职权。蒋总司令立即同意此一办法，白氏才就副总参谋长之职，着手组织总司令部。这便是白崇禧出任副总参谋长的内幕情形，也即北伐期中，军中仍呼白氏为“参谋长”的由来。
长沙会议（2）
接着，我便问他一个多月来做参谋长的经验和观感如何。白说，事情非常难做。他说他以前做我的参谋长时，凡事他认为应当做的，他都可以当机立断，放手做去，所以工作效率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但是他现在做蒋总司令的参谋长，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为广东方面各军人事极为复杂，系统各异。蒋总司令原为第一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是总司令，但对第一军难免有些偏爱，使其他各军感到不平。军中耳语、烦言极多，他身为参谋长遇到这类事件，简直无法应付。加以蒋总司令又耳明眼快、事必躬亲，使参谋长益不易发挥办事效率。所以白说他坐在参谋长的位子上，实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之至，遇事总要请示总司令亲身处理云云。
后来在长沙，我遇见了二、三、四、六各军的高级官员，他们向我询问前线战况，同时也告诉我一些出发途中情况，以及总司令部中许多内幕情形。他们听到我军在前方所向披靡的战绩，都觉得战事前途极为乐观。但一提到补给的情形，不免异口同声地怨言四起。他们举个明显的例子说，各军出发以来，例须按期发放草鞋。然蒋总司令却吩咐，他的第一军每一士兵发给两双；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却平均每一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他们同时又抱怨蒋总司令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例如有时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薪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照例只有报告总司令。蒋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总司令办公室后，蒋便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蒋闻言大怒，顿时骂得他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他拿去向军需处领钱，将这军官的亏空补发了事。他对这个犯法的军官不特不加处罚，甚至认为他诚实，颇可嘉许呢。
据他们说，诸如此类的滑稽剧，当时在军中时有所闻。黄埔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这一套作风，因而都喜欢单独求见“校长”。他们对“校长”的处理办法，亦从不讳言，并津津乐道，以夸耀于人。故全军上下，皆耳熟能详。因而所谓层层节制、按级服从的制度，可谓荡然无存。蒋氏不但不以为虑，还以黄埔学生忠于他个人为得计。
告诉我的人，说到这类故事，都感觉十分愤懑。所幸我第七军的给养，由于中央不肯统筹，而单独成立一军需系统，没有卷入这一漩涡。所以我听到这些怨言，未便多作评论，以增加军中内部的困难。然而我心中却感到一种隐忧。我觉得我们北伐的胜利，一定可操左券，但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可能亦随胜利而扩大至不可收拾。
二
8月10日午夜，我和总司令部一行遂同乘小轮北上，在株洲换乘火车。11日夜半抵长沙。此时北伐军重要将领多在该处。蒋总司令之外，计有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联顾问加仑、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我。此外还有各军参谋长、师长等多人，济济一堂。12日晚遂由蒋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于长沙前藩台衙门，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
长沙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所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此一会议所要决定的便是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但是我们北伐军的实力实极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袁祖铭部两军的附义。8月初，江西方本仁声称加入革命，暗中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所以长沙会议时，我们总共有十一个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除一、四、七、八各军战斗力稍强之外，其他各军战斗力俱属有限。至于秘密附义各军是否可靠，更有待于考验。。 最好的txt下载网
长沙会议（3）
然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实力则数倍于我军。正面的敌人是吴佩孚，所部驻于京汉沿线，号称二十四万。吴氏自1925年冬和张作霖取得谅解后，化敌为友，于
1926年春双方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南口。冯军败绩西溃。吴佩孚乃将北路精兵南调，欲于潇湘之间，和我们革命军一决雌雄。
长江下游的敌人为孙传芳。孙氏拥有五省地盘，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也号称二十万。孙氏治军素称能手，又据有全国富庶之区，所部训练有素，饷糈充足，向称能战。
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部，则较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1926年春，张氏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俨然中国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三十五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烜赫。
此外，窥伺我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之众，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综计此时和我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一百万人以上。以我革命军区区十余万人的基本部队，若欲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机动战术，出奇制胜，掌握有利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
在长沙会议时，蒋总司令首先发言，略谓：他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时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建议有何意见？我即起立发言，竭力主张趁吴军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则孙传芳五省地盘，已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且当总司令誓师北伐之时，我中央已决定对孙传芳采取怀柔政策，派人联络，希望与其合作，使其不作左右袒。故当我军主力进入湘东时，孙传芳即通电保境安民，表示中立。我中央运用政略、战略，双管齐下，已成功大半。虽然孙氏的中立固不可靠，其志欲我军和吴军鹬蚌相争，而彼收渔翁之利，然我人正可利用此点，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今若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抗拒革命军，抑且使吴部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以谋我。得失利弊，洞若观火。再者，赣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如果战事偶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不前，影响民心士气更大。根据上列各点来说，我军攻赣实甚危险，盼总司令、加仑顾问暨各同志加以深思熟虑。
唐生智也起立补充说，如果中央一定要先图江西，则不妨左右开弓，对鄂赣同时进攻。此建议原只是唐氏的激将法而已。以我们区区兵力，进攻一面已感吃力，“左右开弓”，实无可能。
中央方面某一部分人士之所以有此先赣后鄂的建议，实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如我们*沈鸿英时，李济深、黄绍竑等主张以梧州为中心，而忽略上游的重要性一样的心理。同时，中央也可能在暗防唐生智的反侧。恐他得志于武汉之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今番如对武汉取守势，全师东移，则吴佩孚主力南下，和他作消耗战的，将为唐氏。待其两败俱伤，我主力肃清江西后，再北取武汉，便无虞唐生智的割据称王了。在政治上说，此议原未可厚非，唯纯就军事观点来说，实犯了兵家的大忌。
长沙会议（4）
再者，我军精锐的第四、七、八各军，都已在汨罗江前线，滞留湘赣东线的，为作战能力较差的第一、二、三、六各军，用来监视江西或可胜任，以之进攻则断难制胜。因此反复讨论后，蒋总司令和苏联顾问加仑都同意我和唐生智原来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