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总司令部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我和邓演达、陈公博、陈铭枢三人某次闲谈，我便说我曾劝总司令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加深门户之见。邓演达听了，不觉失笑，问道：“你和总司令说了吗？”
我说：“当然说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而且是应该说的。我是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蒋总司令练兵减少困难的。
邓笑着说：“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制造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陈铭枢、陈公博二人知蒋也较深，他们也认为我为蒋氏谋，却偏与蒋氏原意相反。我们检讨之下，都有不胜欷殻е小�
由于蒋总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军上行下效的结果，唐生智首先便发生问题了。唐的第八军，先于武长路缴获由岳州一带溃退敌军的大批武器，后自嘉鱼渡江，汉阳、汉口之敌，因刘佐龙反正而仓皇撤退，所遗械弹又为该军所得。唐生智更于汉阳取得规模极大的汉阳兵工厂的管理权，所获尤丰。唐氏乃乘机招兵买马，扩充所部实力。在我军破武昌后，唐氏遂囊括武汉三镇，声威不可一世。
我军肃清了江西，总司令部移驻南昌。不久，遂接唐生智来电，呈请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军，由唐部原有师长李品仙、叶琪、何键、刘兴升任军长。时我适在总司令部，见到唐氏电报，我便力陈我国民革命军的扩充编制，应由总司令部统筹办理，绝不可由各军长恣意自为。我对蒋总司令说：“此风绝不可长，唐生智的电报应予批驳，以儆效尤。”无奈此时第一军也在扩编之中，因广州新到一批苏械，蒋总司令以之悉数拨归第一军，该军已在湘粤两地扩编，故总司令部实无辞以驳唐氏。再者，此时粤汉两地正在酝酿反蒋，武汉方面的党政首脑皆非蒋的心腹，蒋氏深恐激唐成变，使唐氏为该批政客所利用，所以就准了唐的请求。因此，唐生智一军转瞬间竟变成了四军，顿成尾大不掉之势，革命军的制度和体系遂被破坏无遗。嗣后，唐生智来南昌开军事会议，我郑重地告诉他说：“孟潇，你是始作俑者啊！我们国民革命军怎么可以任意要求扩充部队，这还成什么体统呢？”
胜利声中的政治暗礁（3）
唐生智苦笑说：“德邻兄，我没有办法啊！部下都有战功，大家都应该升一升才好啊！”
我说：“若论战功，我们四、七两军远在八军之上。假若论功行赏，我们都要升起官来，哪有许多官可升呢？”唐氏闻言语塞，支吾其词了事。
第八军既开其端，接着第四军也依样画葫芦，要求扩编，经该军自行协议，呈请总司令批准。第十二师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师长晋升军长，辖第十二、第二十五两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晋升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朱晖日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原第十师则扩编为第十一军，由师长陈铭枢晋升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辖第十、第二十四及第二十六三师，由蔡廷锴、戴戟、杨其昌分任师长。其留守广东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所辖的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则改称为第八路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于是，武汉方面的驻军顿时由一个半军扩充至七个军。而江西方面的二、三、六各军因待遇不公，内心愤懑，反蒋情绪正在逐渐酝酿中。凡此种种的发展，都伏下了日后宁汉分裂的祸苗。
此时各军除任意扩充外，各军首长复纷纷涉足政财两界以扩充其个人的影响力。湖南攻势发动之初，唐生智即受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八军到武汉，唐氏的势力也随之向外延伸。江西肃清后的首任主席为李烈钧，但旋即改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担任，隐然以江西主人自命。此外，各军长、师长复纷纷荐举心腹股肱出任收复地区的县长和税局局长等职。中央领导人物既已徇私，影响所及，下级政治遂“治丝益棼”，无法收拾了。
际此军政扰攘争夺之际，我第七军奉命陈师鄂东，却丝毫未改旧观。论战功，无论在湘、在赣均首屈一指，论将士伤亡的比率，也是各军中最高的，但是我们绝没有乘机要挟扩编。自衡阳而后，我军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后，我军便迅速推进，将地方行政交予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我军不参与丝毫。自湘而鄂而赣，我军终未推荐一人出任县长，更未保举一人助征税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虚构。虽当时我们颇为清议所嘉许，而官方别无奖勖之辞。然我军终能于北伐史上长留清白的一页，今日回想，也很觉*。
二
军事之外，当时政治上所潜伏的暗礁尤为严重。此种暗礁所来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于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内讧，再加以共产党的活动，而蒋先生本人于1924年本党改组后，或左或右，纵横捭阖，以培植其个人地位权力的作风，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而后已。
本党于1924年改组之初，党内领袖即因对容共意见的不同，隐然形成左右两派。此时如中央领导分子目光远大、气度宽宏，此种意见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渐化除，使全党同志和衷共济，为“三*义”革命而奋斗。无奈总理死后，汪、蒋二人一味“左倾”，借重共产国际的援助，逐渐夺取党政军的领导权，致迫使党内一部分领袖脱离中央。至于中山舰事变的内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的史实。汪氏既除，蒋氏重表示“左倾”，与共产党、苏联顾问携手以打击正在为其*政变喝彩的“西山派”，斥之为反革命。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其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的目的。当时本党左右派的领袖都不直其所为，只因其权势炙手可热，对渠无可奈何而已。然蒋氏*的迹象已现，故左右两派一有机缘，都想对蒋加以抑制。
至于共产党则自始至终与蒋氏即系互相利用。中山舰事变时，蒋氏几已公开*，而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却一再忍让。因他们那时如公开反蒋，则国际共产在中国便无可利用的人，而蒋反可挟“右派”以自重，顿时成为中国的*英雄。在共产党看来，蒋氏四面皆敌，到共产党发展至相当程度，不愁蒋不就范。共产党之所以公开反对北伐，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而蒋则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虚与委蛇，以取得国民党内的实际党权和军权。故蒋共双方自中山舰事变后，斗法已久。今番北伐军进展势如破竹，席卷全国之势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蒋氏军权在握，其个人*，将为必然的后果。因此在我军击溃吴、孙主力，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此种顾虑，遂泛滥于国共两党之内。国民党方面领袖想在革命军事尚未完成胜利之前，从速提高党权，以免蒋氏*。而共产党方面，却利用国民党领袖原有的反蒋情绪，推波助澜，发动一大规模反蒋运动，以收渔利。以故11月中旬，广州乃有所谓“海内外党部联席会议”的产生。一面发动迎汪之议，想使汪重立党政而抑蒋，另一面则想修改“总司令部组织法”，以削减总司令兼管革命军克复地区民财两政的大权。
由于军事和党政上这两大暗礁的逐渐暴露，到1926年底，反蒋运动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至所谓“迁都”问题发生，这一运动便正式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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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1）
一
所谓“中央北迁问题”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军肃清鄂赣之敌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北向进展的军事。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
蒋总司令之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时中央方面防蒋军事*的空气正日见浓厚，武汉方面的四、八两军，在蒋看来，又非其嫡系。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坚持中央应设在南昌。但是蒋氏的理由却十分薄弱，他无法否定武汉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对迁武汉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总司令部为何不迁往武汉，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蒋的理由是总司令部应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但是，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北上可指挥京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反无此方便。因此蒋的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说出来真是辞穷理屈。但是蒋氏个性倔强，硬干到底，绝不表示让步。
我们克复南昌后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苏联顾问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抵达南昌，由总司令亲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庐山开会。我因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且未在国民政府及政治会议中担任职位，所以只是列席旁听而已。会议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来，各委员便下山径往武汉去了。他们这一去，显然是对蒋氏留中央于南昌的计划的一大打击。不过，此时分任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辏А⒄湃私芰绞仙兄土艄愣饧绦胩贰⒄哦飨粼谀喜�
然去汉各委员也不示弱。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委员，计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也列席。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反蒋的阵营遂具雏形。在汉军人，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南昌遂隐然对立。
此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