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吧！”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导致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
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张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有另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的，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沧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1927年2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吧！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
“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绝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辩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灵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能、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只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领导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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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流而下，底定东南（1）
一
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唯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时，敌方浙江省省长夏超突于10月16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江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唯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12月中旬在衢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第二十六军一部也和第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1927年1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溪、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会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2月18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1926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2月23日至南京，并于2月27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2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省长陈调元固早已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两万人分驻安庆、芜湖一带，我军一旦东下，陈部便立刻反正，3月4日在芜湖正式宣布附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之职。皖军王普部也受编为第二十七军，王受委为军长。安徽革命元勋柏文蔚收集北军残部于鄂皖边境的英山、霍山一带，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任军长。皖军马祥斌部则受编为独立第五师，占领合肥。安徽至此，可说真正是“传檄而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顺流而下，底定东南（2）
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东路军白崇禧部第一纵队遂于3月21日进驻上海。3月22日东路军何应钦部第四、六两纵队占领镇江。3月23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残敌渡江北窜，江南遂悉为我有。北政府海军的长江舰队也在杨树庄等率领之下，背叛北政府，加入革命阵营。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二
当我江左军于3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