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汉方面，自鲁易示汪以*密件之后，各领袖已在积极准备“分共”（武汉自称其*运动为“分共”，以示有异于南京的“清党运动”）。6月29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都表示*，并解除汉口工会纠察队的武装。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律撤退。7月16日，汪兆铭等也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答辩声明，指摘共产党破坏革命联合阵线，并将各级政府内的共产党员解职。武汉方面国共至是已正式决裂。8月1日晨3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师长叶挺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朱德遂各率所部“叛变”于南昌，并组织所谓“革命委员会”。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下令声讨，并严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剿。8月7日，*在武汉召集重要会议，另选瞿秋白为总书记，以代陈独秀，并决定实行“秋收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于同日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跨党分子党籍，明令拿办。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因此宁汉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遗留的问题，仅为双方领袖间的意气之争了。
正当武汉方面因*问题延误其“东征”计划时，我们津浦线上的战事也急转直下。我第七军于7月上旬撤离鲁南后，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即会同孙传芳所部，向我军反攻。临城一得一失，我第十军损失甚巨。7月24日，直鲁军许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军也自鲁南急剧向陇海路撤退回苏北。败讯频传，南京为之震动。
蒋总司令乃召集在宁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氏以此意询我。我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本不应采取守势，其理由上次已陈述甚详。今既不幸言中，则不如索性将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唯蒋氏仍力主夺回徐州再说。我说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蒋说，渠当力调第一军两师为先锋，由渠亲自指挥，反攻徐州。
在出发前的某次纪念周上，蒋氏竟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闻此言，深感蒋总司令身为主帅，说话却如此意气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断难克复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时意气，焉有不败之理？与蒋氏晤谈后，我便遄返芜湖防次，监视长江上游军事的发展。
7月25日，蒋氏专程北上，指挥收复徐州之战。我军于8月初发动反攻。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之敌，佯作退却，故我军进展极速。直到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遥遥在望，敌军始发动顽强抵抗。
蒋总司令见徐州克复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作孤注的一掷。殊不料敌人的战略正欲诱我深入，蒋的奋勇前进，正坠其计中。到了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敌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我军左翼包抄袭击。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行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8月6日，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1）
一
蒋总司令于8月6日自津浦路前线返抵南京，忽然有电给我，该电仅寥寥数语，要我立刻从芜湖防地往南京一晤。那时我已得到前方受挫的消息，详情却未悉，市面人心已见浮动。我便即日应召前往。到总司令部时，才知蒋总司令已于当日去汤山温泉休息。我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分共了。站在*的立场上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也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否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拾。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贤、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蒋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8月12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嫉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它。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洗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2）
溯自1926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相，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坠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祟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时，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如第二十九章所述，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辏Ь耸路前资系Ｈ尾豢桑车悠绞挡庞胁淮：缶费雨＇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