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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1933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贷，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借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廪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相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售。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赂，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事。
1934年，一日我问省财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4）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
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么，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较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1932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之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1931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厂的机器，大都购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于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才。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5）
1936年，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
1935年冬季，*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进，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州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1928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撤退。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的武器、兵员毕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挟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队更不堪作战，时为*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踞数十县。不过中央如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急欲利用*为其消灭异己，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1933、1934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转移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此次西进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后果。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走投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1927年贺、叶南走，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西进。
*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事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的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1934年9、10月间，*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肖克率领之下，抵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入境。同时将本省常备军十四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