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就没气了，于是她到门房间去借了把打气筒，我要帮忙，她没有理我。门卫盯着我们俩看了许久以后对她说：“是女儿吧，很少看到啊。”
她就说：“是啊，难得回次家。”
门卫又说：“长得可真是像啊，很少回来，是在国外吧。”妈妈不再说什么，我也只好在旁边朝门卫笑一笑。然后我骑着车跟在妈妈的后面，她依然骑得很快，像多年前那样在马路上穿梭毫不费力，我在书里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她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外婆家，要经过苏州河边上的路，那时候路还没有修好，我坐在书包架上不时地被一个小坑震到屁股疼，我哎哟哎哟地乱叫，妈妈就在前面笑。
外婆见到我很高兴，从冰箱里拿出一大块冻到根本咬不动的巧克力出来，大概是家里已经太久没有吃巧克力的年轻人来过了。沙发很硬，角落里堆满了厕纸和成人尿布。我知道外婆一直在看着我，所以我故意盯着电视机里没有声音的画面，慢慢咬这块巧克力，牙齿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
一会儿外婆说：“要不要帮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啊？”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妈妈就抢白说：“这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她显得很急躁，又很害怕，唯恐外婆把话再接着说了下去。
这会儿我想，妈妈从来也没有告诉过外婆，这些年来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与谁住在一起，她也觉得没有办法将这些问题对她自己的妈妈解释清楚，没有办法对外婆说，我为什么没有工作，也并不住在家里，而她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的发生。
她作为一个女儿来说，大概也与我一样，感到非常痛苦。
我很清晰地记得，很久以前，我搬出去的那天早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并没有整理太多东西，只是一只拉杆箱而已。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是外婆打来的，我有点错愕，因为她在电话里问我：“你怎么就搬出去了啊，你是不是翅膀长硬了，就不想再管你的妈妈了，你妈妈在家里也很孤独的，你不能这样做的，你不能扔下你妈妈不管。”说着说着，外婆就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我从未见过外婆哭，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便在静默了一阵子之后，把电话挂掉了，挂完电话，我哭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通电话，让我觉得，四肢发软，受到了伤害。
我一直没有跟妈妈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从外婆家走出来，重新把自行车锁打开，我们俩一起推着走了一小段路，我才突然把这件已经过期太久的事情重新与妈妈说了一说，妈妈静静地听着，然后笑笑说：“不要理你外婆，她总是乱说。”
我又说：“妈妈，我分手了，我现在又是一个人了。”
她想了想说：“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过段时间我再找房子搬吧，等我把小说写完。”
她说：“一定要搬么？”
我说：“是啊。”
我们便不再说话了，只是推着车，在午后燥热的马路上慢慢走着，经过了些修车摊，水果摊，报亭，树荫偶尔落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起来过去的很多个暑假，妈妈有时候会在中午骑自行车回家来给我做饭，听到她喀哒一声开门的时候，我就立刻跳起来，把刚刚还播放着香港电视连续剧的电视机关掉，假装在看书和写作业，吃完饭，我就走路去找微微玩，也经过这样的修车摊，水果摊，报亭，事情看起来其实也并没有变。妈妈在个水果摊边停下来，一边挑拣着西瓜，一边问我：“你难过么？”
我站住，说：“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过。”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烟来，点燃后吸了一口，靠在自行车边等她，就好像我在等的人不是她，而是微微，或者是其他人，她认真地挑选一只西瓜，不时地用手指敲着，始终没有看我一眼。
回家后，我坐在电脑前面，把那个一直写不完的文档重新打开，标题处依然是那几个我烂熟的字：妈妈（暂定）。妈妈在外面洗澡，打电话，走来走去。我在她不断发出的声响里把这个小说从头看起。在小说的开头，我写小时候跟她一起出门的时候，喜欢拽着她棉布裙子的裙摆走路，有一天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拽错了裙子，我拽着一个陌生女人的裙摆走了很长的路，因为她们的裙摆摸起来都是一样地柔软，我着急地望向四周，结果看到身后不远的地方，妈妈看着我，笑弯了腰。
这已经是个陌生的小说了，大概是因为我写了太长的时间，又停顿了太长的时间，但这一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写了好多记忆里已经模糊的片段，我试图把它们串起来，可是串出来的那个人，却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妈妈。我在小说里从来不说谎话，我无意识中写了很多的爱，还有恨，都触目惊心，可是现在这些句子看起来都蹩脚和俗气，都像是一只只谎话。
我不可能写完这个小说，它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妈妈在客厅里继续讲电话，她断断续续地说：“她在写小说啊…是啊…每天都写到深更半夜…不会啦…她也就是写着玩玩…以后也说不好…她写的东西我也看不懂…不好说什么…她会不开心的…”
我感到烦躁，烦躁让我痛苦，难过，哭泣，我慢慢地按住键盘上面的删除键，按住，看光标缓慢的往前移动着，那些日日夜夜的时光，就都跟着一起回转，回转到很久很久以前，星期天的早晨，妈妈对着一面破了水银的穿衣镜，用吹风机吹她高高扬起来的刘海，就停在那个时候吧，停一会吧。
我想，爱太稀薄了，所以恨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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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的悲伤（1）
节选自《爱的历史》
文/妮可·克劳斯
译/ 杨蔚昀
1．我的名字叫艾尔玛·辛格
当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用我爸爸送她的一本名叫《爱的历史》的书中那个女孩的名字来为我起名。她用了爱缪尔·林治布拉姆的名字，他是一位犹太历史学家，他曾把记录华沙集中营生活的文件藏在牛奶桶里，埋在地下；爱缪尔·伏尔曼的名字，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天才之一；还有犹太作家艾萨克·爱缪尔·白伯尔以及她的叔叔钱姆——一个使人们发笑、最后被纳粹杀害的小丑的名字等凑成了我弟弟爱缪尔·钱姆的名字。但是我的弟弟拒绝应答这个名字，当人们问起他的名字时，他总是含混过关。他差不多给自己起了十五到二十个名字。有那么一个月他用第三人称水果先生来称呼自己。在他六岁生日时，他朝窗台跑去然后跳出二楼的窗户，想飞起来。他的手臂摔伤了，并且在额头上留下了个永远的疤痕，但从那天起，人们除了称呼他伯德（bird）之外不再叫他别的名字了。
2． 我不是这样的
我弟弟和我过去常常玩一个游戏。我指着一把椅子，“这不是一把椅子，”我会说。伯德就会指着一张桌子，“这不是一张桌子。”“这不是一堵墙，”我又说。“那不是一面天花板。”我们就会像这样继续游戏。“窗外没有下雨。”“我的鞋带没有松开。”伯德会大叫起来。我会指着我的眉毛，“这里没有伤疤。”伯德马上抬起膝盖，“这里也没有伤疤。”“那不是一个水壶！”“不是一只杯子！”“不是一只勺子！”“不是脏盘子！”我们否认房间里的一切，否认时间，否认天气。一次，在我们叫到最开心的时候，伯德做了个深呼吸，然后用他最大的肺活量，狂叫道：“我！从来没有！不快乐过！在这一生中！”“但是你还只有七岁呀。”我说。
3．我的弟弟信仰上帝
在他九岁半的时候，他找到一本叫《犹太人思想》的红色小册子，那是我们的爸爸大卫·辛格题写的名字。在书里，所有的犹太思想都是用类似以下的小标题组成的，如“每个以色列人的手里都握着本民族的荣誉”、“在罗马统治下”、“不朽”。伯德一找到这本书，就开始走到哪都穿着黑色的天鹅绒斗篷，根本不在乎那件衣服一点不合身并且使他看上去很笨拙。他还养成了个习惯就是老跟着哥德斯坦先生，他是我们学校的看门人，嘴里老是嘀嘀咕咕地说着三种语言，手上总满是灰尘。谣传说哥德斯坦先生曾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待过，说他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只在地下室睡一个小时，说他的心脏很脆弱，一点响声就能要了他的命，说他会因为下雪哭泣。伯德很喜欢他，他在希伯来学校时到处跟着他，不管是哥德斯坦先生清扫座位间的空地，清洁厕所，还是擦黑板。哥德斯坦先生的工作还有不断地把撕坏的祈祷书清理掉，有一个下午，两只大得像狗一样的乌鸦停在树上看着。他推着一辆装满了这些东西的两轮小车，从犹太人会堂的后门走出来，跌跌撞撞地把车推过小石头和树根，挖了一个洞，然后说了些祷告词，把祈祷书埋了起来。“不能把它们丢掉，”他告诉伯德，“上面有主的名字，所以我得把它们埋得好好的。”
第二个星期，伯德开始写下那四个没有人可以念出也没人可以丢弃的希伯来字母四个希伯来字母为YHWH，是“耶和华”之意。犹太人敬畏上帝，不敢直呼“耶和华”之名，所以以此表示。几天后，我打开洗衣篮，发现他在*标签上用擦不掉的荧光笔写下这四个字母。他还用粉笔写在我们的前门上，写在他的集体照上，写在浴室的墙上，最后还在我们家门口的那棵树上他能到达的最高处用我的瑞士军刀写上后才罢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妈妈的悲伤（2）
也许就是因为那样，或者是因为他那个用双手遮住脸然后挖鼻子的习惯，以为大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又或者是因为他常常发出类似于电子游戏般的吵闹声，那一年，他的几个朋友不再来玩了。
每天早上他都很早醒来，走到屋外，对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当我从窗口看着他的时候，我总是很后悔在他只有五岁的时候就教他念希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