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从1900年到2000年，中国翻译西方的书估计不下10万册，从数理化到文史哲政经法无所不包，但西方翻译中国的书非常少，不及中国所介绍西学的一成。我对法国介绍中国书籍的总量没有调研，但中国公众对法国的了解肯定要超过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仅傅雷一人就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全集。在中国，雨果、巴尔扎克、莫里哀几乎家喻户晓。但法国媒体对中国的介绍显得偏少，甚至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如20世纪90年代还负面较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来华经商、学习，对中国的信息掌握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轰轰烈烈的中国在法文化年，使法公众有了一个全面了解中国的机会。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法国，媒体同样受收视率、阅读率统计等传媒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对中国题材的选用心态较复杂，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猎奇，或者是利用中国元素来扩大报刊的发行量。它不可能，也不愿意用较大的篇幅去介绍一个远离法国人日常生活的国家，更不用说客观平和地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我发现，在报道中国题材时，法国媒体要么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太乐观，如一些报纸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未来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中国文化年开幕式之际，这种观点比比皆是（记得一家著名的经济杂志的封面刊登了电影《卧虎藏龙》女主角章子怡的大照片，她一袭轻衣，足踏火箭，飞向蓝天。副标题： 中国经济的速度！），要么，对中国的人和事还是透过有色眼镜，从历史的钩沉中来观察中国社会。
无疑，300多年中法交往历史为中法两国人民留下了丰富而又复杂的精神遗产。在中法第一次交往过程中，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精英曾反复渲染中国的文明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然而，反对专制政体的孟德斯鸠、狄德罗则对中国专制体制的*和黑暗及皇帝*、家庭专制和民众奴性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因此，主流派作家伏尔泰看到的是文明和美德，非主流派思想家，包括卢梭在内，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邪恶和丑行。双方见智见仁，给法国社会留下的是两笔不同的精神遗产。
1964年中法建交，开始第二次全面交往，中法犹如一对新人，进入第二次热恋阶段。然而，“*”给刚刚建交的中法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红卫兵、大字报和“毛主义”一度成为法青年和极“左”派追随的对象。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亲自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一道检阅红卫兵。发生在巴黎拉丁区的1968年“五月风暴”就是中国“*”的翻版。“*”等数不完的中国政治风云使法国人对中国人民开始充满同情，但也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甚至迄至今天，一些老人仍认为中国人民还在受难，还在挨饿。这些历史的烙印和矛盾思想，影响了一部分人对当今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实的了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永远是个复杂难懂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社会缺乏切身体验，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不仅没有同情心，相反持批评态度较多，特别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常常要戴着有色眼镜，理解少，批评多。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停留在过去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而这种过去的知识又以每个人对中国的情感立场有关。由于法国的多元文化，无论是“*”，还是“*功”，都可以在法国社会谋得一席之地。一些善良的法国老百姓对*等的信口雌黄也信以为真。因为，颠倒的历史还没有被完全颠倒过来。此外，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在法国观众中获得巨大成功，这些中青年导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拍摄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农村、“*”题材的电影，法国公众从这些“大片”管窥中国，其心目中的中国自然与现实出现差距。这也是文艺题材本身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烙印对法国公众的影响。有一次，马尔梅松的老市长伯梅尔夫妇在晚宴上与我无意谈起戴思杰的同名电影《巴尔扎克和他的小裁缝》，我只是顺便提到一下自己在“*”的经历，80多岁的老夫妇居然对我的经历“瞠目结舌”，认为太不可思议，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伯梅尔老先生是法国资深政治家、戴高乐抵抗运动时的战友，连他这样的法国政坛老政治家对中国许多事情都不甚了解，说明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历史的烙印还真有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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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2）
“中国通”——一项需要与时俱进的职业
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字相比，中文确实很难学，且中法又相距甚远，中国的事情长期以来只好由一小部分所谓的“中国通”所把持。遗憾的是，我发现法国的这些学者，研究的兴趣不是明清中国的小生产水平如何发达，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不*，真正需要研究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反而很少人研究。当然，中国通或中国学本身的定义就很泛，我这里只是一般化的比较，如与英国和德国的中国学相比，法国很少在大学里有类似的研究中心，就是有的话，研究的领域也大多与现在的中国无关，且研究的成果也只是为了学术，很难直接为企业或政府服务。
其实，法国的中国学或叫汉学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巴黎在18、19世纪被誉为世界“汉学之都”，当时在西方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从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至今已整整190多年。也就从那时起汉学研究首次在西方的大学府中占据一席之地，其后才是俄国（1851年）、英国（1876年）在大学里开设汉学研究，至于美国就更晚了。在这近200年历史中，法国的中国学者群星灿烂，涌现了雷暮沙（AbelRémusat，1788—1832）、儒莲 （StanislasJulien，1799—1873）、安东尼·巴赞 （Antoine Bazin，1799—1862）、毕欧（Gdouard Biot，1803—1850）、沙畹（Edouard Ch*annes，1865—1918）、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汉学大师级人物，还有许多仍然活跃在传播中国文化舞台上的汉学家，如谢和耐（Jacque Gernet）、魏丕信 （PièreEitienne Will）、戴仁（jeanpiere Drege）、雷威安 （André Levy）、白乐桑（Jol Bellqssen）、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ien）。这些汉学家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从中国儒教哲学史、天文学史、 文学史、经济史到敦煌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民族学、宗教等无所不包。但不知为什么，给我的感觉还是太经院式，惟一与当代中国有关系的是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倡议建立的克莱蒙菲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EDRI），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樊纲等都应邀在那发表过演讲。我曾与樊纲同时出席过2003年的研讨会，约40多位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发言，质量很高，我在最后的总结发言里谈了自己的感受，认为会议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实践来探索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言之有物，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CEDRI是法国乃至欧洲研究中国经济的一流研究机构。当然，除CEDRI外，法国也有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机构，如戈德曼（Franois Godement）先生率领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Centre Asie）和巴黎工商会研究室，但这些研究中国的部门均不成规模，因而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与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一起出席克莱蒙菲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年会。图为年会晚宴上与香港学者合影。（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我没有机会与汉学界的大师们交换过看法，但曾与那些“全职”的中国通中的某些人有过一定交往。他们大多是大学里学中文出身，对中国的某些问题感兴趣后终身研究中国。也有个别人来自大陆，因“*”等原因，在法研究起中国。这些中法学者的普遍问题是与中国的现实脱节，很少回中国看看，他们研究的项目也很难获得资助，特别是企业的资助，给我实有一种上一世纪的感觉。在巴黎哈期巴耶大街一座窗明几净的大楼里，我曾有机会参加过他们举办的“中国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史”的讨论会。会上观点之保守令人吃惊。在这些所谓中国通的眼里，中国是个“悖论王国”： 口号与行为，东部与西部，赤贫与豪奢，义务教育与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携巨资外逃。总之，中国的问题成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思想，社会问题严重，经济缺乏平衡和可持续性。结论： 法国企业根本不应该来华投资！我当场以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介绍了中国近几年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发展，并以本人刚刚参加埃维昂中法首脑峰会上希拉克总统对中国的评价为例子，希望中国通们从事实本身出发，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向法国公众介绍一个有问题，但充满生机的中国。当场也有一位法国朋友当众向这些中国通提问，说他自己至少一年两次去中国，为何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中国通在巴黎所讲的不一样。中法的经济关系远落后于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如果中国通不客观介绍，反而促退，中法经济关系怎么上得去？虽然这位朋友与我身份不同，也素昧平生，但我们的发言不约而同，讲的都在实处，下面的听众中有人为我们鼓起了掌。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所谓中国通（是位女士）连忙解释道，称是学术争鸣，不希望出现政治因素和使馆的政治干预。此时在大厅里，无论从信息占有，还是道义上，这些人显然处在弱势。会后，一边旁听的巴黎大学的中国同学对我说，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来自中国的人又瞎说。中国政府都已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可怜的她还有“*”情结。
有人对我说，批评是伏尔泰故乡的传统精神，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