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对丈夫的观点非常赞同，所以她也参与到了其的写作过程中。这篇文章是以他们夫妻的名义发表的，刚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文章中带着马尔萨斯气味的观点明显的有和毛主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唱反调的嫌疑存在，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义愤——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之外的人群里。每天都有反对他们的文章发表，她的丈夫有时也写些东西予以回应。开始张老师对这些并不太在意，以为这只不过是普通的学术争论，并没有牵涉到现今的政治。但到五七年下半年，风云突变，周围的一切都变的严峻起来。对他们那篇文章也开始上纲上线，原来自发零散的批评也改成了有组织的批判，调子也变的越来越激烈，说那篇文章是西方资产阶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国版，是为反动文人马寅初明目张胆翻案，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她的丈夫出身地主）炮制出的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学术争论转化成政治争执。问题变的非常严重，组织上已多次找他们谈话，要他们深刻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报纸和学术刊物上也不再刊登他们的回应文章。张老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她对丈夫说：她的成分比他好，由她一个人把事情顶下来，主动认个错，处理可能会轻一点。丈夫摇摇头，没有同意，他说他不能让她去背黑锅，况且现在她还怀着他的孩子。一天他瞒着她，一个人去找领导，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他说这篇文章完全是由他一个写下来的，他是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的名字写上去的，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她在明年评副研究员时积累些资本。他的话说的合情合理，所以在妻子得知消息后找组织“更正”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她的说法。
在这以后，单位上组织了好几场对吴企正的批判会，但他不但没有服软，反而针锋相对进行反击，说他的行为是符合宪法的，宪法保证公民有言论自由，所以人们有发表不同见解的权利，对不同见解只能开展争鸣而不应用行政命令进行压服。批判他的人说宪法保障的是革命言论的自由，并没有保障反动言论的自由。他拿出宪法逐条逐字的念给那些人听，证明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宪法保障的是所有言论的自由，而不是只保障革命言论的自由。那些人恼羞成怒了，警告他宪法保证的是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他很快就不是公民了。对他的批判越来越升级了，上面已经开始把他的事情定性为敌我矛盾，在对他的情况进行外调时又意外的发现在四五年的时候他曾经在“国军”短暂的待过：当了一个月上尉文官。于是他头上的反革命帽子除了现行的以外又多了一顶历史的了。已到了这个份上他仍然没有低头，作为领导总要有台阶下，于是各级组织不断找他谈话，许诺只要认错，最多给他个记大过处分。在妻子泪水涟涟的哀求之下，他违心的在批判他的群众大会上“深刻反省”，把自己说的一钱不值。正当夫妻俩以为能得到“从轻发落”的时候，忽然一纸逮捕令放到了他面前，这个倔强的人压抑在内心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愤怒的对审判他的人说，对他以及其他“右派”的*是一场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历史将永远记下这一笔。他已经无所畏惧，他要以死抗争。但领导者虚怀若谷，并没有和他一般见识，他们只判了他个“无期徒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完全出人意料，当时才三十岁的张老师完全被吓懵了，在绝望中她去找在空军政治部身居要职的哥哥，但哥哥明确表示他无能为力，她丈夫的事是被中央定了性的，他出面疏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将自己也套进去；现在妹妹应该做的是彻底的和丈夫划清界线，因为那个人已经完了，不可能再活着出来。她被哥哥的“冷静和理智”激怒了，没有等话说完就离开了。从此她再没有见过哥哥，也没有再给他去或回过一封信。
不久之后，“死不改悔”的丈夫便被送到青海的冰天雪地劳动改造去了，在他临走的时候，她见了他最后一面。在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里，当戴着冰冷手铐脚镣的丈夫隔着铁栅栏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时，他的眼睛潮湿了，他说自己对不起她，让她受了连累，恳求妻子和他离婚。但妻子坚决拒绝了，她说到死都不会做这件事。听到这话他失声痛哭，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泪。分手时候他含泪嘱咐妻子要好好的活下去，将即将生产的孩子抚养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当时她虽然已肝胆俱裂，但却哭不出一滴眼泪，因为她的泪水已经哭干了。一个月以后，他们的孩子出世了，是一个男孩。可是她没有实现他的期望，孩子在出生一个星期后便夭折了。这双重打击几乎让她精神崩溃，如果不是因为不想让服无期徒刑的丈夫彻底失去希望，她一定会选择自杀这条路的。半年后她打报告要求回故乡，组织上立刻顺水推舟予以批准，因为这样的人实在不宜再留在“祖国的心脏”。她回家乡后便去了从前教过书的乌石小学，成为那里唯一的一个拿国家工资的小学教师。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她曾经三次去青海看望自己的丈夫，但每次都没有让他们见面。一个被认为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重大危险的人是没有被探视和通讯的权利的。不过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每年青海劳改部门还是会给张老师去一个通知，让她知道他还活着以及他大概活的状况。但到了六六年，*开始，这种联系中断了，从此她再不知道他的死活。一直到七零年局势平静一点，她才又一次去青海查找丈夫。但在*的极度混乱时期，青海劳改局也遭到了冲击，许多资料都已经丢失，她丈夫的档案也早已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他在哪里？是死是活？都无处知晓。不过，她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并且总有一天会被无罪释放，回到她的身边。
7。 神秘的少妇
农历正月十五一过，人们便开始下地干活，地里的农活并不繁重，只是春耕之前的一些预备工作——准备农具，向田里运送基肥，对田地和水利设施进行一些修整和修补。
新来的知青和农民一起下地了，鲁国强、金平国和马胜芳被分派到成年男人们的队伍里，他们都被评为九分工，比整男劳力要少一分，不过生产队长答应明年根据情况给他们长上去。个头较小的李俊生和张梦才则被分到妇女的队伍。小李被评八分工，和女人整劳力一样；小张则只给了五分工，这只是给未成年人的工分，其他知青都为他鸣不平，他自己却不说什么。反而是被认为并没有吃亏的小李一百个不满意，嫌自己的评分低，又嫌和妇女一道干活倒霉——因为农村妇女干的活计劳动强度并不比男子的轻多少，而且她们胆子又小，不敢像男人那样磨洋工偷懒。小李为此找过队长几次，又去了两趟大队，但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给人落下奸巧的印象。年轻人为这件事郁闷了几天，不过没多久这郁闷就烟消云散了，他渐渐感觉到待在妇女中间的一些好处——首先这里有好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妹子，而他一向是愿和女孩子待在一起的。还有，从妇女们的谈话当中，可以听到村子里许多有趣的有关两性方面的秘闻，女人们在谈论这方面事情时虽不像男人那样露骨，但却详细而具体；并且村子里的事情没有她们不知道的，从婚外的暧昧两性关系到夫妻同房时的趣事，统统都瞒不过她们。小李对这些东西听的津津有味，还常常把听到的东西拿到宿舍里说。因此，那个因好骂骂咧咧而被他冠以“臭嘴”的马胜芳乘机回敬了他一个“*专家”的称号，对这个不雅的外号，他最初是极力反对的，但大家一直都这么称呼他，习惯成自然，他慢慢地也就默认了。
被冠以“专家”的小李渐渐地对妇女队伍中一个叫白玉皎的年轻女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白玉皎是本村大地主儿子周文斌的妻子，年龄大约二十四五，是个白俊而*的女人，话语不多，也不怎么合群。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年轻女人在生产队里享受着一种特殊的待遇，每天上工一个小时后她才姗姗来到，常常干不了多久，又早早收工回去了。没有人说她，也没有人扣她的工分，即使一向对妇女严厉的生产队长，对她这种散漫也好像看不见似的。
这个女人并不是本地人，据说来自江苏北部某个县，嫁到这里已有五年光景，但一直没有生育，她的装扮仍和做姑娘时一样，喜欢穿光滑布料制成的紧俏的衣裤，这使她那*美丽的身躯显得更加诱人，引得老少爷们的眼光都悄悄的跟踪着她，但村子里的男人似乎又忌惮着什么，对她只是“爱而远之”。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民兵营长陈德军，当他从田里经过时，只要白玉皎在，他总要拐过来。但她对他似乎并不热情，答他话时带理不理的。于是他便装着和别人说话，但眼睛却偷偷的膘着她，鹰一样的燃烧着*的目光似乎要把她活活的整个吞下去。
在这穿著灰暗单调的年代，在这么一个闭塞的山乡，居然有这样一个鲜艳的*，这让十七岁的少年激动不已，有一段时间小李几乎完全被这个年轻女子迷住了，只要她一出现，他就异常兴奋，他尽可能的接近她，并做出一些举动想引起她的注意。白玉皎对城里来的学生并不像对村上的男人那样疏远，有时也和他说些话，并淡淡的笑着。这让少年更加兴奋，他越发的关注着这个女人，但不久他发现了让人担心的事——他看到民兵营长陈德军和这个女人有点“那个”，在她的房子周围常常能看到这个汉子健壮的身影。小李惊讶、害怕、心里还有点酸；他嗓子痒痒的，很想找个人聊一聊，于是一同干活的张梦才有幸分享了这个秘密，但可惜这小子还只是个没有“开叫”的小公鸡，对他的话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有一天，小李遇见�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