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五、河上败晋（2…5…4）
五、河上败晋（2…5…4）
大意是，潘党建议楚庄王收集晋人尸体筑为武军（集尸体以土封固之），表木以书之，以示武功于后代。就是整一个功德碑，只不过这碑下面的尸体由敌人组成。楚庄王认为，武本来是止戈的意思，在于，禁暴、戢（藏也）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而这次晋楚之战，死伤众多，暴虐甚，陈兵以威摄诸侯，兵不藏。这样，既暴虐又不能让兵器收藏起来，就谈不上保大。而晋仍然在，怎么能定功，让人民疲劳奔命，更谈不上安民，自个不有德行而又想让诸侯和顺，当然也称不上和众了。而趁人之危，以为己荣，如何能丰财？庄王自认为自个没达到武的这七项要求，何况，古时京观是诛大恶而封之，而现在晋人并没有过分的罪过，而人民又能以忠死国事，因而没必要还要筑武军对为京观来昭武功于后代。
从这里可以看出，楚庄王是谦逊的，又是仁慈的，很有自知之明，并不好大喜功，对敌作战很有节制，与伐陈复封陈、伐郑复免郑、闻晋军而欲退、临晋师而欲盟的及明年围宋复退的处置方式，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难得的儒君。
最后，楚庄王只是在河边祭祀了河神，作了楚先君的庙，告诉这件事后就退军了。
这场战役，楚熊负羁俘虏晋知庄子（荀首）的儿子知罃，晋也俘虏了楚庄王的儿子公子公子谷臣，射杀了夏姬的第三任丈夫连尹襄老。后来，双方交换了战俘，这是后话，不表。
还要提一下，《说苑·复恩》里面记载一件事，“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三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奋，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加诛也；臣终不敢以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臣乃夜绝缨者。”遂败晋军，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这就是楚庄王“绝缨之宴”的典故。那个被美人绝缨的大臣就是在次战役中拼命作战以回报楚庄王的。
关于此次邲的时间，《春秋经》载：“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左传》载：“（六月）丙辰，楚重至于邲。”丙辰是乙卯的第二天。今人杨柏峻据历推算，六月无乙卯、丙辰，此两日当在七月十三、十四。未知孰是，立此存疑。
这年秋，晋败军回到晋国，荀林父（桓子）请死，晋景公（名据）欲答应。士贞子（随会）为之求请，以为，如果杀了主帅的话，就像当初晋文公城濮胜楚时，楚返杀子玉。会让楚再次取胜。而且荀林父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是国家的忠诚将领。于是晋君没有惩罚荀林父，仍复其执政与中军帅之位。
回头看郑国，这次楚师前来围郑，郑石制（子服）是内奸，于楚有功，于郑有罪，在楚服郑后，就打算立公子鱼臣（仆叔）为君以邀宠，且分郑之一半予楚，楚师退后，郑人就杀了鱼臣与石制。
邲之战，晋楚主将都不欲战，这与城濮之战（…632）晋欲战楚不欲战有些差别。晋军失败在于诸将不合，特别是先谷不听从主将荀林父的命令。这与城濮之战楚将子玉违令求战有些类似。楚胜利在于，一是令尹孙叔敖在楚庄王不在的情况下，果断决策，先发制人，二是伍参对敌我判断明确，坚决主战。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楚庄王援振作后，任贤用能，励精图治，革除了其父楚穆王后期的弊政，使国力有所提升，军政有所明达，得到了人民和军队的拥护。不过，这次战争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晋楚争霸的整体态势，也让这种战场上的偶然变成了必然。
这次战役是晋楚争霸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到楚共王十六年（…575）鄢陵之战复败为止，二十余年时间里，楚在晋楚争霸中稍稍占据了上风。是楚国历史最强的一段时期之一。但是正如城濮之战一样，河上之战也没有伤晋的元气，后来依然与楚进行中原诸侯的争夺，只是经此一败，盟主地位有些动摇了而已。到后来的宋向戎弥兵，晋楚终于暂时停止了争霸，较和平地共处了几十年。不过自那以后，春秋争霸战争重心转移到东南，吴楚之间与吴越之间了。待后详述。
六、贤相叔敖（2…6…1）
六、贤相叔敖（2…6…1）
孙君，姓蒍，讳饶，字叔敖，初为江陵人（今湖北省荆州沙市人），后为期思人（今河南固始人）。祖父蒍吕臣曾官拜楚成王令尹。父亲蒍贾，任楚国司马。就是那个年幼讥子玉，年长被子越椒所杀的那个人。大盖是他父亲被杀之后，就随族人逃难到了期思，成为一般的流落贵族了。
孙叔敖长大后，大概在期思做了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因为《淮南子·人间训》载：决期思之水（今河南固始县境的史河），而灌云雩之野”，这是他作令尹之前在治水方面的政绩。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先后有六人做了令尹，子孔、子扬、子越、虞丘、孙叔敖和子佩。其中孙叔敖最有令名。他如何当上令尹，众说纷纭。
一说为沈尹茎。
《吕氏春秋，不苛，赞能》载：“孙叔敖、沈尹茎相与友。叔敖游於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闻。沈尹茎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茎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一说为虞丘子。
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虞丘相进之於楚庄王，以自代也。
刘向《新序·杂事》载：“樊姬，楚国之夫人也。楚庄王罢朝而晏，问其故，庄王曰：‘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幸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贵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所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孙叔敖相楚，庄王卒以霸，樊姬与有力焉。”
刘向《说苑·至公》另载：“楚令尹虞丘子复于庄王曰：‘……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秀赢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而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
孙叔敖治楚，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是“施教导民，上下和合。”这是儒家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注重教化，注重修身，注重垂，。《说苑》所记载可以为证：：“孙叔敖为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来，吊曰：‘有身贵而骄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叔敖再拜，敬受命，原闻馀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二是“奉职循理，恤人体国。”《史记》将孙叔敖列为“循吏列传”之首，在其首，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列传·索隐述赞》：“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这说明，这是司马迁所认定的循吏治国。这在《左传·宣公十二年》随武子（士会）言：“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何谓循吏？就是循法之吏。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以法治国，但这个法，不是法家那种重刑罚，轻德教的治国模式，而是健全国家的典章制度，法令规矩，治民治军，治农治商治吏皆有其法。简单说来，就是健全法制，稳定执行，吏司其职，民知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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