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举行午宴，《真理报》作了报道。据代表团翻译李越然同志回忆，在午宴上中苏领导人就进行了初次的交锋。赫鲁晓夫在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马上声称：“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摇了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有些急，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回答：“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要在适当时机表明态度。”他又重复一句：“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这时赫鲁晓夫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见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2）
各次会谈中双方发言的情况
中苏两党会谈从7月6日到7月21日举行，一共开了九次会。出席会议的苏共代表团以苏斯洛夫为首，成员有格里申、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且夫、萨丘科夫和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我方出席会议的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另加吴冷西和姚溱。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双方代表团成员分别在两条长桌边落座，相距二三米左右。其余工作人员坐在后排。
7月6日上午10时，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我们6月14日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信辩解，然后着重讲苏共对总路线的观点，他的讲话总共分五个部分，按其原话，这五个部分的题目是：（1）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团结和把社会主义体系变为人类发展决定性因素的斗争；（2）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所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3）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形式；（4）现阶段世界革命进程理论的一般问题；（5）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和一致问题。苏斯洛夫在发言中对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党”、“全民国家”总路线所作的解释，大都是他们过去多次讲过的，这次只对“全民党”提出三点根据。他说：为什么说苏共是全民党呢？第一，全国人民都拥护它；第二，全国人民都接受了*列宁主义；第三，党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的各阶层。讲完第三部分时，中间休息20分钟。会议厅外边有一间很宽敞的休息室，但其摆设的格局很特别，不是在休息室的中央而是两个对角处放些桌椅，让双方人员分别到这两个角落坐下来喝茶。双方人员每次从会议厅走出来休息时都互不搭腔，我们自己人相互之间也不说什么话，会谈中的紧张、对立气氛也充满着这个宽敞的休息室。休息后苏斯洛夫继续讲，讲到下午两点多。我方提出明天休会，后天中国代表团发言。
所以提出休会一天，是为了能比较从容地准备下次会谈的发言。但即使休会一天，时间也是十分紧迫的。在这一天中要做好几件事：第一件，要把对方发言全文根据速记稿打印出来，发给代表团及有关人员；第二件，小平同志来使馆开会，研究对方发言，分析会谈形势，确定我代表团对下次会谈的方针和发言的主要内容；第三件，根据会议决定，有关工作人员抓紧起草下次会谈的发言稿或改写从北京带来的备用稿，写好打印出来交代表团讨论修改定稿；第四件，用简明的文字把对方发言要点和我方下次发言的提要发电报告中央；第五件，把下次发言稿交翻译同志作准备，有时需要同参加起草的同志共同商量哪些词、哪些话如何翻译为好；第六件，有关工作人员要及时了解和关注莫斯科报刊动向及国际舆论反应和国际形势发展中的新情况，随时向代表团汇报。这样，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作息时间完全打破常规，随时有事随时去完成，什么时候有空隙自己去安排休息。我同余湛住隔壁，他每次休息时都要我过不长时间就把他叫醒。莫斯科夏天不比北京热，但那里的蚊子又黑又大，对我们的作息构成干扰。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3）
第一次会谈后，我代表团开会，针对苏斯洛夫发言，决定我方下次发言着重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并回答他对我党6月14日复信的攻击。对苏斯洛夫所谈“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留待以后发言时再加以批驳。
7月8日，举行第二次会谈，我代表团团长*发言。他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明确提出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接着他列举苏共二十大、1956年波匈事件、1957年莫斯科会议、1959年戴维营会谈、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以及1962年至1963年欧洲五党代表大会等一系列事实，说明中苏分歧如何逐步发展为两条路线的分歧，分歧的实质是要革命还是不要革命的问题，是坚持*列宁主义还是违反*列宁主义的问题。*发言后，苏方没有讲话，他们也提出明天休会一天。
7月10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苏方还是由苏斯洛夫发言。他主要回答*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说，分歧是从戴维营会谈之后开始的，是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态度。他不同意分歧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也不同意小平同志讲的苏共在处理波匈事件中的问题，并否认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纠纷中偏袒印度。他还说我们发表七篇文章答复欧洲五党代表大会上对我的公开攻击，就是搞分裂主义。苏斯洛夫的发言用了5个小时。
7月12日，举行第四次会谈。*作第二次发言，他反击苏方说我搞分裂主义，着重揭露苏方如何搞分裂主义，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领导不仅自己发动分裂活动，并指挥追随它的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小平同志质问苏方，你们讲双方分歧时，为什么对苏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的事避而不谈呢？*质问：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搞分裂，但试问你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怎么讲的呢？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种说法算数，你们的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呢？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也不想跟哩！跟着你们就是自打嘴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小平同志的这些质问有如一支支利箭，使对方无处躲藏。我们当时看到苏斯洛夫坐立不安，会谈结束时他有气无力地说，这些问题他们将在下次会谈时答复。
当天（7月12日）下午举行第五次会谈。苏方由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书记）发言，但他并没有回答上午*提出的那些质问，只是按照他们原来准备的发言稿，大讲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和实现“没有战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世界”的问题。波诺马廖夫的发言分量单薄，软弱无力，听了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当时我们有一个感觉，看来苏方在会谈中的一些发言稿绝不是像我们这样认真准备的，而是临阵磨枪，草率应付的。我们在会场上就看见伊利且夫（苏共中央书记、原《真理报》总编辑）完全不理会会谈的进行，在他的座位上摊开一个大本子，匆匆忙忙地不知在起草什么稿子，一边想，一边写，还不时地从他口袋里掏出个紫红色的大李子当众啃吃起来……（俄国的水果都没有中国的好，包括他们的什么米丘林苹果，唯有李子长得比中国的大。）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4）
中苏两党会谈开始以后，苏共领导在会场之外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和决议以及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发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人民中间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情绪。*中央观察一周来两党会谈的情况及苏共领导在会场外进行大规模反华活动的形势，指示留在北京的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在乔冠华主持下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经中央审阅修改，于7月13日发表。社论严正质问：苏共中央现在这种做法是不是要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社论呼吁：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绝。我们呼吁苏共同志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结果。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原题“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九个大字，就成为中国党在会场内外反复强调的一个最鲜明最响亮的口号。
7月13日上午，代表团在使馆开会，研究当前形势。当时西方媒体传出消息，说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同时，苏、美、英三国代表将在莫斯科举行谈判，准备达成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我代表团敏锐地观察到这件事情同中苏两党会谈有关。苏共领导采取的方针很可能像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所做的那样，为了讨好美国不惜损害中苏关系。看来，苏美英三国谈判不是一个好兆头。为此，决定对彭真同志在下次会谈的发言稿加以修改，着重讲维护世界和平与支持革命斗争的关系问题，回答波诺马廖夫的发言。
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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