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14日，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赫鲁晓夫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在同阿登纳会谈时，赫鲁晓夫说：中国非常危险，中国人是黄祸。他问阿登纳，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阿登纳这位老练的西方政治家并未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而是劝苏联同中国搞好关系。事后西方媒体披露了赫鲁晓夫的这番谈话。1971年乔冠华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有的美国朋友和德国朋友也提醒我们：赫鲁晓夫在同阿登纳会谈中曾把中国人说成是黄祸。［笔者按：在1960年*中央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和1963年“四评公开信”的文章中，我们曾指责苏共领导宣扬“黄祸论”。赫鲁晓夫并未反驳这一指责，但在他晚年口述的《*》中却像煞有介事地“想起一件轶事”，说什么他在访法期间遇见法国战前总理达拉第，是达拉第提起中国这个话题，说“你们不担心黄祸吗？你们难道没有感到威胁？”接着赫鲁晓夫用自己的口气写道：达拉第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严厉地斥责他说：“我们不按肤色看人，对我们惟一的区别是阶级区别，中国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但，他接着又做了一段文章：“不久前，我听说达拉第死了。假若他活得长些，看到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变化，他一定会放声大笑，说他对两个共产党人——毛泽东和我本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分析，是正确的。”（见《赫鲁晓夫*》中译本，第十三章）赫鲁晓夫“想起”这件“轶事”之蹊跷及其用心所在，不言自明。在《*》中，赫鲁晓夫还讲，他在1954年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时就判定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因为毛泽东绝不会容忍听从别人。赫鲁晓夫甚至说，关于毛泽东，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见《赫鲁晓夫*》中译本，第673页）赫鲁晓夫所“肯定”的这种“中国扩张论”同他所宣扬的“黄祸论”，可以互相印证。］
毛泽东同希思说：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
1960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胡志明时曾提到，赫鲁晓夫1955年会见阿登纳时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主义者。（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350页）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希思问：“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毛泽东回答：“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因为1955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3页）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国际共运带来的（1）
巨大影响和冲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总结报告及题为
《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提出“三和”
论点，并集中揭露斯大林一系列严重过失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及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总结报告的第一部分提出，“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这一列宁主义原则，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报告的第二部分指出，坚定不移地为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奋斗，是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增长、我国国防潜力加强和人民福利提高的基础，“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报告论述了当今国际局势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关于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指出“和平共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这是自然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的确，只有两条道路：不是和平共处，就是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我们相信，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能够做的，不仅是并肩存在而已。必须向前走，改善关系，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并且进行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所提出的、而且受到万隆会议和全世界公众普遍支持的著名的五项原则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提供了在目前局势下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最好形式”。二是关于“现时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指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在过去的历史阶段绝对正确，“但是目前的情况已经有了剧烈的改变”，虽然“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在世界上，代表着垄断资本利益的反动势力就将继续进行他们走向军事冒险和侵略的活动，并且可能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今天，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拥有不可忽视的手段，足以防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并且给侵略者以粉碎性的回击和粉碎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计划”。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壮大自己的力量，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从而使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取得胜利”。三是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提出“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现在除了苏维埃形式和人民*形式，“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同内战连在一起”。“目前的局势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了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它的领导之下，并且争取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的真正机会。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它们的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借着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坚决击退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方法，就能够击败同人民利益敌对的反动势力，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的机构转变为真正的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向拥有的这种机构也许会成为一个真正*——劳动人民的*——的机关”。至于“在那些资本主义势力还很强大，而且拥有庞大暴力机关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笔者按：上引报告中的这些论述，就是中苏论战期间中方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概括地称为“三和两全”路线的主要根据。“三和两全”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其中“和平竞赛”观点在二十大报告中没有展开论述，后来在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两全”观点是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其内容见后。］ 。 想看书来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国际共运带来的（2）
“秘密报告”译为中文有四万多字，赫鲁晓夫在这长篇报告中集中揭露和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斯大林在执政后期“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报告说，“党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场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过了几年以后，当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斯大林“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的措施”。“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中大肆*，首先是*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了党的干部”。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借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惟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
报告以很大篇幅叙述对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和卢祖塔克、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等领导干部进行残酷*的细节。报告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后补中央委员，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97人被逮捕和遭枪杀。在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而被逮捕。“秘密报告”讲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1937年到1941年间，斯大林根据捏造的指控，清洗了大批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工作干部；1941年，斯大林漠视丘吉尔关于德军准备进攻苏联的警告、苏驻外使馆发回的重要情报和敌军明显的动向，对战争的爆发完全丧失警惕，致使最初几天边境地区苏军大量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被摧毁，部队指挥系统被瓦解，无法阻止敌军深入国境；1942年，在哈尔科夫战役中，由于斯大林指挥失误，使苏军损失数十万士兵。报告讲到在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把车臣人、印古什人从他们的居住地全部迁走，使一些少数民族蒙受大规模的*和痛苦。报告以南斯拉夫事件为例，指出“斯大林的专横不仅表现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苏联对外关系上”，他“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