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收郭德纲为徒弟时，是他托人来找我，说对我的艺术比较尊崇，想拜我为师；我们都是比较看重人才的，全国13亿人口，相声队伍只有四五百人，需要壮大，也因此，我们确立了师徒关系。并遵从引师、保师和代师的规矩。
苏文茂
（苏文茂是天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被称为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人物，他的师父是艺名“小蘑菇”的常宝，苏先生拜常宝为师，既不是同行推荐，也不是朋友介绍，而是自己“找的”，用苏先生的话说，他拜师在相声行里是“唯一一例”。）
我是北京朝阳区楼梓庄人，我的父亲是镶蓝旗世袭，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为父亲去世，我只上了两年私塾就辍学了。在我12岁的时候，被同村里的一个姓沈的人带到天津，在一家名叫“久春堂”的药店做徒工，当时常先生经常在电台里说相声，我一听就上了瘾，成了常先生的追星族。在1942年年底，我就天天到电台等常先生，希望能够见到常先生，也希望能够跟他学说相声，在等了两个多月以后，常先生终于注意到了我，要我到庆云戏院找他听相声，另外干点杂活。药店老板反对我去听相声，不让我去，这时我跟常先生说，请您收我为徒吧，只要管我吃住就行，我什么活儿都能干，但因为常先生还很年轻，只比我大七岁，原本他不准备这么早收徒的，但他被我的诚意感动了，再加上庆云戏院演员们的劝说，常先生就同意收下了我。
相声门里，师徒如父子（2）
在常先生准备收我的时候，药店的老板把我送回了老家。我的母亲一听我要学相声，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行业，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我决心已定，打好铺盖卷，再次回到了天津。当我在常先生家住下时，我的舅舅来了，他本来是劝说我跟他去当兵，但最后他也同意我说相声。常先生一看见我舅舅，就说，既然文茂的家长来了，现在就正式拜师吧。那是在1943年的冬天，我舅舅找人借了点钱，在太华楼摆了三桌酒席，请来了许多曲艺界人士，举行了拜师仪式。拜师是要写字据的，这种字据有点“卖身契”的性质，字据的上内容主要有“五年学艺，师父管徒弟衣食住行，在学徒期间天灾病业、车前马后、投河觅井，为师概不负责”等等。本来一般的字据还有“为师父效力半年”的内容，但我师父说不用效力了，出师后搞个谢师会就行了。这个字据还要有引师人、保师人、带师人，他们都要签字；拜师时有人写字据，有人宣读字据，我要向师父、引师人、保师人、带师人及来宾各磕三个响头。在相声行里拜师叫“摆知”，意思跟新闻发布差不多，还要登报，出师后搞谢师会，就相当于“摆两知”。“摆两知”的演员在行里是最知相的，最受人尊敬。1948年我出师后，找戏院的经理借钱搞了一场拜师会，给师父师娘买了点礼物，照样再磕一遍头，这等于是“摆两知”了。拜师对相声演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既是身份的认同，也是给了你一个饭碗，拜师后你无论到哪里，只要看见有相声演出，报上自己的家门，就能当场登台赚钱。
我现在有十个徒弟，这十个徒弟没有一个有过去那样的拜师法，大多都由单位出面，搞一个简单的仪式，规格高一点，但不用那么铺张，我总觉得徒弟们都挺不容易的，只要是真心拜师就够了。相声是一个“无师不传”、“无祖不立”的行业。即使到了现在，也还需要拜师，现在带艺投师的比较多，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不会就拜师的很少很少。师父对徒弟，我认为应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演员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才是最高的追求。
“跳门”这种现象，在相声行里很少见，如果要跳门必须说出道理，俗话说师徒如父子，不能想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不带他玩，而现在呢，什么说法都没有了。
田立禾
（田立禾是张寿臣的徒弟，原是天津实验曲艺团的演员，后来在北方曲艺学校任教，现在退休在家，虽然田立禾已经71岁了，但在天津的舞台和银屏上，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中医学院教师，从小受家庭的影响，我非常喜欢曲艺，我认为相声演员面对的是一张张的笑脸，而中医大夫面对的是一张张苦脸，所以我对学中医没有兴趣。我在1951年进张寿臣家门，1953年正式拜师，张先生当时是单干，生活比较不错。张先生授徒的思想比较开放，他把徒弟撒出去，让徒弟什么都学，择其善者而从之，然后再分析提高。1953年我就到唐山演出了，直到1956年，我回到天津，张先生才正式给我“传活”。我拜师是在1953年5月，当时在登瀛楼摆了两桌酒席，而且还写了字据，这种字据是保证师从关系的一个证明。原来解放前字据上写的都是一些老词，我和张先生的字据上我记得写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等新词语。我的那份字据现在找不到了。
相声是一种“以人传艺”的行业，在过去作为相声演员，必须要有师承，没有师父，你就不是我们这个行里的人，没人带你玩。从80年代开始，师徒关系大部分被扭曲了，拜师变成了拜门，谁腕儿大，谁有后台就拜谁，而有些演员也是拜师不学艺，有些师父是无艺可传，有些人拜师是为了找饭辙，有些人不拜师，谁也奈何不了他。
拜师意味着入行，也意味着辈分高低。辈分这个东西，在相声行里也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只成为一种口头上的称号，现在还是由市场决定一切。以前演出，虽然郭荣启辈大，刘宝瑞、赵佩茹辈小，但因为他们说相声卖座，所以他们赚的钱比郭荣启要多一倍。现在冯巩腕儿最大，虽然他辈分低，但出场费最高。所以现在也是市场第一，“拜师”和“辈分”这种行规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了。
郭德纲原来是杨志刚的徒弟，他后来又拜侯耀文为师，这在相声行里是“跳门”，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如果谁跳门了，大家就会疏远他，轻视他，而且一般也没有人收他为徒。徒弟如果要跳门，都要讲清楚跳门的原因，由门长同意后，才能去再拜师父，现在跳不跳都无所谓，没有什么约束，也没有什么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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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哏、逗哏——这里头深了去了
行规解析
【演出形式】
相声是民间艺术，最初演出的环境都很差，像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庙。一开始就在街头便道和庙会空场，行话叫“撂地”。比如说北京天桥，旧时候那个地方不用付地租，摊贩云集，各种杂耍艺人就找空闲场地操练。相声艺人通常是用白石灰粉在地上画个大圈儿，行话叫“画锅”，观众就围在圈外看，慢慢地圈外加了几条破木板子钉成的条凳，能让观众坐下来了，再往后相声艺人又弄点油毡搭上席棚了，能遮阳挡雨了。
到了上世纪20世纪初，北京南城陆续出现了青平阁、大观楼一些杂耍园子，相声也就从“撂地”卖艺发展到上舞台表演，跟其他曲艺形式一起表演。到解放以前，开始出现了一些茶社。1938年到1948年，常连安先生在老西单商场创立了启明茶社，这里可以说是相声的摇篮，先后有七十多位相声艺人成名成家，他们中后来有的留在北京，有的去了天津，像常氏兄弟、郭全宝、苏文茂、王长友这些相声名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到了今天，相声也能进到剧场里演出，剧场能容纳的观众比茶馆更多了，像最近郭德纲就在解放军剧院开过专场演出。逢年过节，民族剧场、北展剧场也都办过相声的专场演出。
【节目顺序】
一场相声演出通常是七八个节目，压轴“攒底”的是大腕儿。旧时候是师父带着徒弟一块儿演，开场的节目往往是最年轻、刚进门的徒弟打个灯谜，说个简单的笑话，水平越高越靠后，辈分越高越靠后。
【收入分成】
捧哏和逗哏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老话说是“三分逗，七分捧”，其实这是抬举捧哏的，要不人家不给你好好捧。实际情况都是逗哏的收入比捧哏的多，现在开明了，无所谓了，逗哏的不太跟捧哏的计较。但是旧时候，一些大师名家说逗哏的，能拿到八二开甚至九一开，说一场相声挣一百块钱，逗哏的拿九十块，捧哏的只能拿十块，但那捧哏的人也愿意，你要是给别人捧，可能也就五块钱。
还有句老话叫“死分活值”。举个例子，侯宝林演一场拿三分，名气小一点的拿一分，没名儿的拿半分，演出完了，把大家的分数加到一起，用票房一除，每分比如是100元，那侯宝林就拿300元。
术语解析
【包袱】
很多人把“包袱”和笑料画等号，这是不对的。“包袱”是相声的术语，指的是经过精密组织、铺垫，达到的喜剧效果。比如马三立说的《逗你玩》，前面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这个贼怎么跟小虎做游戏，怎么教他念自己的名字，经过这么多的铺垫，三番四抖，最后贼起飞智，把小虎妈晾在外面的被单偷走了，达到让观众开怀大笑的效果。而笑料就是非常简单地通过语言动作即时地达到让观众发笑的目的。比如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一个男服务生把蛋糕扣到客人头上，这是属于浅层次的幽默手法。
【柳活】
“柳活”中的“柳”就是指唱，是一种仿学。相声在初创阶段就有人靠滑稽说唱吸引观众，一上来就先来一段唱，称为“门柳”，最初唱的以京剧为主，像朱绍文、范有缘、郭瑞林等，都曾经是京剧艺人，此后各种戏曲选段都可以作为仿学的对象。后来凡是以学唱为主的相声统称“柳活”。
【贯口】
“贯”是连贯的贯，就是讲一气呵成，麻利地有节奏地把一段词儿说出来。贯口也分不同的类型，也分不同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