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时，台下的观众也稀稀拉拉，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张文顺先生在台上说单口，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他接电话，张先生也就停下来，等他接完电话再说。寒冬腊月，郭德纲和自己的社员在广德楼外面说大鼓，敲敲打打，发传单，招揽客人，而那时天又降下大雪，在雪中，郭德纲显得那么无可奈何。
别人是指着相声挣钱，郭德纲是挣钱养活相声。他做主持，做编剧，当导演，做文化公司，挣的那点钱，全搭给相声了。以前在广德楼，一个月搭进###千元，是正常的事。
日子总是要一天一天的熬过来，而如今郭德纲坐在宽敞的家中谈论那些北京往事已经有些淡然了。像每一个来北京寻找梦想的年轻人一样，郭德纲的辛酸故事可以成为每个北京寻梦人的范本。
北京生活日复一日的忙
越是到年根岁末，郭德纲越忙。
在2005年12月27日这天，他早上八点钟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自己的论坛。前天的演出很多人没有买到票，一些观众有一些怨言，他要看看观众的说法，然后考虑一下解决方法。九点钟，出门，去解放军歌剧院，他们将要举行一场相声演出，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边吃边接受两家媒体的采访，一直聊到下午两点多钟。然后又去了西城区政协，很早之前就答应给他们说相声。下午，匆匆地赶回大兴，和一个客户谈论春节期间的演出事宜。然后回家，在家里再接受记者的采访。在和记者聊天的间隙，接电话若干，回复短信若干。晚上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写字。他正在写一个长篇自传性质的文章，贴在自己的论坛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平时他都不会太晚睡，但是如今凌晨三点睡觉也是经常的事情。
第二天，他要回天津，他不会开车，需要安排接送。
第三天，他要去合肥，录制电视节目，要提前确定机票，安排人送去机场。
周六上午回到北京，下午就要在天桥乐茶馆演出节目，需要敲定演出的具体细节，节目安排。而《不完全相声手册》的全国巡演，也越来越近，元旦期间的专场演出也需要提前准备，接下来就是春节，无休止地演出，没完没了的琐事。郭德纲在这些琐事的包裹中，没有被淹没，因为他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相声的缘故。
郭德纲说北京这座城市带给他最大的感觉是家，他每次回天津，都觉得很别扭，感觉不是回家，而是做客，一旦回到北京，汽车刚过五环，就觉得心里踏实了，觉得到家了。在北京的十几年，“我已经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城市里了，反把他乡作故乡”。
当然，因为父母都还在天津，郭德纲会经常回天津，有时候也会把父母接到北京住上一段时间，可父母都不习惯，还是觉得在天津好，街坊邻居的都熟。但在郭德纲眼中，与天津相比，北京更加大气，大环境更好，很多曲艺行的人都说：成名在天津，赚钱在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郭德纲在蒲黄榆演出，有一次夜场散了已经是11点多了，末班的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郭德纲身上只有两块钱，又不能露宿街头，只能走着回大兴黄村。郭德纲说：“走到玉泉营的时候，那里正在修路，很不好走，我需要爬上一个大大的土山，才能绕过去；走到新发地，已经很晚，我又饿又冷，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门口有卖包子的小贩，我花了最后的两块钱买了两个包子吃；我继续走，走到西红门桥上，走的是主路，就在马路最外侧的马路牙子上走，周围全是呼啸而过的货车，我朝前面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心里默念着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夜对我的一生都影响深远。”等最后回到黄村，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
后来，每次郭德纲开车经过西红门桥，总会朝路边看看，对身边的朋友说：“这条路我以前走过！”
“相声就是我的命”
郭德纲和传统的相声界一直保持着一种隔绝的态度，走着民间路线，他平时绝少和传统相声界的人在一起，他说：“因为我不喝酒，那些饭局我也不参加，反正他们看着我也烦，我看着他们也烦，索性就不见了，图个清静。”很多人把郭德纲誉为“相声界的草根英雄”，而他自己认为：“说我是相声界的草根英雄，其实我更加认同我的一位知己好友对我的称号：雅痞。”
“相声是最简单又是最复杂的艺术，它不需要什么道具，穿大褂可以，穿西服也可以，一个人可以，两个人也可以，全凭一张嘴，说完了，你笑了，就得把钱掏出来。相声界是个名利圈，不会说相声的人占了主流，包括很多大腕，一辈子也就指着几段相声吃饭，他们都不懂，同时又维持着某种利益关系。当看到一个真的会说相声的人来了，他们不会高兴，因为我破坏了他们的利益。那些大腕需要的是奴才、拎包的、打伞的、扇扇子的，他们需要的是前簇后拥的架势，不需要我这样的人。”
一个非著名相声演员的北京生活（3）
郭德纲说：“这十年来最大的感触是世态炎凉。为相声，十年来我经历了太多，也付出了太多，相声就是我的命！”
“一路坎坷走过来，势必要疾恶如仇”
郭德纲不喜欢成名，“成名不成名是外人的事，我还是我，我关上门要过日子。我喜欢出去买菜逛街，现在一出去，一帮人围上，坐街边吃碗面，后面站十个人看着你，怎么张嘴？我再累，走到街上，谁喊你，都得说‘您好’，来个人要求合影，都得站着和人乐。当然成名自然有好处，至少想害我的人要考虑一下郭德纲的影响了，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前段时间关于郭德纲的负面新闻很多，当记者采访他时，总选择选择回避。他说：“并不是我谨慎了、懦弱了，而是我还带着德云社很多人呢。我要为大家着想，但我的脾气没改，我还是那样，还是那么横，当然不是惹祸穷横，而是就事说事。”
郭德纲说，除了相声圈，大家都挺欢迎他。北京相声界最近没有人明着骂了，而是关着门骂。天津相声界比较仇恨他，他想给天津曲艺界捐钱，没人要。给天津曲校十万块钱，他们不要，并且没有任何理由。当时，天津老市长给他写了个“德艺双馨”的奖状，他哈哈大笑，“你们都说我缺艺德，市政府却说我‘德艺双馨’。其实原来我就不和相声界接触，现在距离更远，我就只想把相声说好，其他的我都不想参合”。
但这也不是一长久之计，再过一段时间，或许一两年，或许更长时间，郭德纲觉得会回旋过来的，因为当初无论是小蘑菇还是侯宝林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当你的敌人发现你不容易被撼动时，他们就会用另一种方法和你合作，马季、姜昆哪一个出来不是被骂得很厉害的？我希望相声界团结，但是团结不了，它不像京剧，打鼓的知道自己唱不了青衣，花脸的知道自己拉不了京胡，四个龙套缺一个唱不了一出戏，他们可能内心不合，但是为了舞台演出，他们有种虚假的融合。相声界不行，独特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行人与生惧来的自私本性，一个人也能干，两个人也能干，所以，他不希望别人从自己这里分一杯羹。当年这是个非常团结令人羡慕的行业，但自从大的‘名利’二字出现，一些体制的涌入，导致了相声界分崩瓦解。人们向往的都是‘名利’，你要上去势必会对我造成威胁，所以，我必须要害人，这是后来我们这行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虽然没有人敢承认，但我知道这是真的。全国说相声的专业艺人在册的无非四百余人，为什么不能壮大，导致这个行业现在的没落，三分之二的原因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很痛心，我太爱这门艺术了，我太恨这行人了，这行人不分年长年少，只要一沾到这方面都会原形毕露。”
说汪洋的段子还会说，只是不提他名字了
相声界的那么多问题，郭德纲说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沾有些，“但是我这人不下流，有什么事我会喊出来，当着众多观众的面我也敢说，而不是当面称赞完了转身就又骂他，和谁我都敢当面对质。对于相声界的‘三俗’问题，每个相声演员都存在。十几年了，为什么那么多观众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庸俗、低俗、媚俗，观众就不来了，正因为我们抵制‘三俗’做得好，观众才支持我们，我认为前些日子曲协的那个抵制‘三俗’倡议大会，是表彰我们的”。
那么郭德纲说汪洋的那个段子，是不是“三俗”问题呢？还有两个官司他又有何打算呢？
郭德刚说：“汪洋这事很快就结束了，无论怎么样，不就那些事吗？说清楚就完了，真的不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为什么要麻烦法院呢？杨志纲先生的事我还没有接到传票，锣鼓喧天的时候我不想干这些事。在中国，父子打起来，都说父亲对，老师学生闹起来，都说老师对。但还是那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义子奔他乡。’说汪洋的段子还会说，如果你要说那就是‘俗’，那么好吧，这样的‘俗’段子我可以给你列举一大堆，所以段子我还会说，只是不提他的名字罢了，我们可以说是李菁、是何云伟（德云社成员），换个人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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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相声新偶像（1）
2005年初冬，相声界冒出了一个“鬼才”，成为从白领丽人到蓝领的哥甚至文化界资深人士争相追捧的对象，他的演出火爆程度绝不亚于超女演唱会，这个人就是郭德纲。
郭德纲来自天津，若干年前来到北京组成了相声民间社团——德云社，目前以在天桥乐剧场演出居多，票价仅为20元。演了十多年，虽说观众越来越多，订座越来越难，不过唯独这个冬天，郭德纲却受到众多媒体追捧；突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