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么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来克服〔食欲和情欲〕……〔这种结局就是涅盘〕”（《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107页）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预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他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后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兔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思想的基督教？
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1、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罗马天主教的中心设在前帝国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国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纪，著名的哲学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现在国际通用的动植学名，还是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英、德文，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罗马帝国覆灭了，世俗权威用蛮族的日耳曼文，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蛮族显贵，最初都是目不识丁的）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老文明的老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2、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情。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了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
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学习这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也许10000个人中有9999人是废品，学了根本用不上。不过如果有人用上了这些东西，这个人也许就是诸侯宫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列入经院哲学家之列的人物了。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像明太祖的《大诰》之类的当代政令，也许也是越不过大学的门墙的。
不仅大学是教会办的，我猜测中学教育也是教会包办的，医院也是。
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中，总也出了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3、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于真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
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王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