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是指私人所有的，以谋利为目的，采用机器生产和合理经营方法的那种生产方式。我不敢代表全体中国人说话，不过我分析这种观念的来源，不外（1）工场手工业，咱们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2）使中国人震惊于资本主义的威力的，最初是船坚炮利，后来是它的“商战、学战”的威力（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母校——留云小学的校歌，开头的几句是：“滔滔黄歇浦，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我学会唱这歌，是在1922年，五四运动后第三年）。究竟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不对？
我也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作过多年的探索，我发现，他的定义，集中在一点上：
资产阶级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附注）
这就是说，凡不是以行东帮工的关系处理雇佣关系，而以雇佣劳动方式，即“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的方式处理雇佣劳动的，是资产阶级，不论那是工场手工业、农业，还是机器大工业等等。马克思所以采取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因为他悲叹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自己的劳动所异化了——这是他的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现在读《原始积累章》，看到他从“农民土地的剥夺”开头，看到他把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或几乎唯一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了他的学说的“发源地的秘密”（这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黑格尔的用语）之后，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坦率地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对这一点是不懂的。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必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兵士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这种自由劳动者也曾经成为手工工场的劳动者，范文澜《中国通史》序言就曾经引证过一些材料。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
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200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5000万人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大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这种确实，也不过是程度上的问题。因为如果它们的人口确实如此不足，就不会有逃亡到城里因而获得自由的农奴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①；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②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如果这几条是合理的，那么，蒸汽机之类的发明应该归到科学技术这一条概括性更宽的条目中去，这一点，在100多年以后的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① 科学技术知识的发达，是因素之一，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南齐祖冲之的数学著作，竟然在唐代失传了，因为没有人看得懂。礼教的中国，这类学术的成就，必然是要煙灭的！
② 桑巴特认为复式簿记的发明，其伟大可与血液循环相比。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鼓吹现代化最力、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亲自翻译过复式簿记的书。
3、经过以上考虑以后，我不免要以中国人的狭隘性，坚持我的资本主义定义了。我的理由还是狭隘的中国人的立场。18世纪末期产业革命以前，欧洲通过航海、商业、殖民确实大大扩大了它的地盘，它在文化上已经有牛顿、莱布尼茨、康德、休谟、洛克、杜乐阁；它已经征服了印尼、菲律宾，并且开始征服印度，美洲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已经有了国债券，有了英格兰银行，有了许多殖民公司。但是当时进步的欧洲对沙皇的俄国、苏丹的土耳其、天朝的中国，还没有显出压倒的优势，相反，那时中国状况和中国知识开始为欧洲人所知道的时候，他们对此还十分歆慕①。欧洲文明的潜在优势那时固然已经十分明显，不久就体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在产业革命以前，也就是在它还没有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前，它还不足以风靡全球，还不足以使“各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之下”“变法自强”。
① 魁奈的重农主义，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福音的。是中国康熙皇帝的政绩，是中国的重农抑商传统传到欧洲以后启发起来的。
我这个狭隘的中国人的想法，从另一方面，即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衡量，也许并不算是狭隘的。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个大文明系统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后代的我们，可指出它的法权体系、思想体系是其后来强大物质力量由以长成的基础，但是当它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前，它还没有证明它自己优越的证据。假如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希腊罗马文明两者间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密的话，我们未始没理由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产业革命以后那种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把产业革命以前的工场手工业，有组织的金融方法，规模十分宏阔的航海、商业、殖民，都看作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准备阶段。
4、如果我们这样定义也还有几分理由的话，我想进一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发源于英国？
理由不外是上面所举的那些。复述一下：
甲、就历史背景而言，那时的英国承受了古代以及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并且，因为英国本身的特殊条件，还发展了这些有利后果。
乙、所谓英国本身的有利条件，有：第一，它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力量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这个统一的王国还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可与上举西班牙相对比）；第二，这个统一的王国作了异常的殖民扩张，但是它不是以建立一个罗马式的、拿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它确实有成片的殖民地，即北美，不过，那是古代希腊式的殖民地，——对母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殖民地。
丙、它在航海、商业、殖民扩张初期，虽然也利用了个人冒险的私掠活动，基本上采取富于商业冒险精神的贵族所组成的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可是，产业革命却不是这些垄断公司的业绩。
这是国家采取商业本位主义国策的又一证明。19世纪中期，穆勒的书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物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这其实是17—20世纪三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以此与中国汉代开始的盐铁国营，及其后连绵不绝直到清代的食盐官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帝的传统相比（其实，中国在远古的商代，手工业就是“国营”的），可以更加突出地看出它的特点。
丁、产业革命后，英国进行过多少次战争。以拿破仑战争为例，英法两国在战争中的经济政策成了鲜明的对照。拿破仑在经济上控制一切私商，要他们为帝国效劳，他要金蛋，只是不杀掉金鹅。拿破仑禁绝出版自由，只准有御用的立法团。英国则放纵资本家无限制剥削童工（资产阶级的西方史家至今还以此为历史的羞辱），用公债来搜集所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用公债搜集战费当然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拿破仑的政策的结果是相反的），以收买大陆上的王侯和拿破仑作战，它自己基本上只用海军力量作战，只打了一次滑铁卢战役，那已经是“做结论”的时候了。英国的这种态度，在拿破仑战争以前（亦即产业革命以前）的历次战役中都一样，如反对西班牙帮助荷兰解放之战，如反对路易十四之战，等等。
其结果，英国的对手，采取王朝本位政策的，虽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都相同，却无例外地抑制了发展。而在英国，每一次战争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是产业革命。
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历史，无非想说明：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5、“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命题如果是真的，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一系列命题：
（1）历史地说来，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
（2）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