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那么国君就不会为臣下的私利或行为所欺骗；经过考察，国君任用了衡量利弊的官员去处理政事，那么国君就不会因天下事物有轻重而被欺骗了。现在如果按声誉任用人才，那么人们就重视私人交往，不好好地执行法令。所以任命官员与管理者不拿才能作标准，国家就会混乱。听到说谁好就奖赏谁，听到谁坏就惩罚谁，那么追求奖赏逃避惩罚的人，就会放弃法令，结党营私，相助为恶。他就会背着国君，提拔党羽。这样一来，下面忠于国君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交结广泛，党羽众多，朝内朝外就会搞宗派。如果这样的话，在一支团队中，小私利为单位的小组越多，也就越不利于团队的整体领导与管理。当然这样情况下，也会严重影响团队的凝聚力。
因此，明君用法作为择人的标准，不按自己的看法来提拔人；用法来衡量功绩，不凭主观看法。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干坏事的人也不能再掩饰；徒有空名的人不能受重用，有功遭诽谤的人也不会被罢免。这样的话，君臣之间就能清楚地辨别功过是非，国家就容易治理了，所以国君只要用法治国就可以了。”
5．诸子论政解道 管理仁法德行（5）
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因此韩非子为政之道就强调“法政与法治”。韩非子主张“使法择人”、“使法量功”，而不能“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这样才能“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的“法政与法治”之道，对于当今的企业构建与当今法制社会的构建，都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我国是“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社会，所以我国的企业发展也要“以法政与法治”为构建企业的根本。如果企业管理者与领导者，真正做到“使法用人”、“使法量功”，那么企业就能选用到真正有才能的人，企业管理者也会在企业中创建一种“赏罚分明”及所有员工都“以企业纪律与规章制度”为行事准则的良好企业氛围。
对此，我就想到当今中国管理界，一个十分流行的词“中国式管理”。是否真正像我们理论中的那样，在每个企业中均能够开展或使用“中国式管理”，就能够促成一支对外具有良好信誉及品牌竞争力，对内形成一个具有和谐凝聚力的团队呢？
要想探究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及为什么“中国式管理”在当今管理界如此受欢迎？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台湾学者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一书在大陆风行。近来，论坛上大批企业家对于中国式管理推崇备至。中国式管理真的是中国企业未来的救星吗？其实对于这个答案，似乎很难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能够找到最有例的佐证。因此，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等世界知名的华人企业家，对此也有他们自己的呼声。也就是说，什么是造就世界性企业的决定因素呢？
从中国式管理的目标看，“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所谓组织效益目标的实现只是实现“和”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经过程。孔子把“和”引入伦理学领域，作为识人的重要标准，得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论断，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指导原则。上下和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集大成者的说法，就是修己安人。
虽然其实这种理念的基础源于孔子的“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但是其实从企业管理实践出发，这个理念得以确切实施且真正发挥管理作用的保证，其实还是韩非子法家所讲的“使法用人”与“使法量功”。否则，一切“上下和谐与修己安人”，都只不过是理论家的一种理想而已。因为企业的生存根本就是具有竞争力，而一个企业的竞争力的根本，则又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力。当然一个企业的生产力，必须由企业的员工及管理者，共同来实现。与此同时，管理者在实现企业终极管理目标“生产力”的同时，必须要有企业本身的一系列奖罚及竞争机制作保证。而管理者要想真正达到企业员工“上下同心，全心向企”的氛围，就必须要有与此管理目标（当然主要是任务目标）相适应的奖惩与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不可能像当时欧文与傅利叶他们那样，用空想的理论及十分理想的实践，来维持他们的“所谓公平与合理”。相反事实上，过于追求理念上的公平与合理，倒有可能会在现实的竞争社会中，贻笑大方。因为企业生存的保证，就是利润。如果企业没有利润而言，那么严格意义上讲，企业也就失去了企业的意义。既然企业管理终极目标，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管理者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企业机制作保证。否则，所有员工干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那么长此以往，企业的竞争力又何从谈起？企业的利润又何从而来？因为人与人是有客观私欲存在的。似乎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怀疑。要说人们理论上所追求理想中的“大公无私”，其实在现实中、客观上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其实对于企业本身都不应该成为负担。因为任何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因此说，我们既不能过于相信“中国式管理”，更不要过于迷信“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外国式管理”。因为企业的根本就是利润与生存，所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只要能够真正适应自己的企业现状，能够确实给自己的企业管理，带来活力及效用，那么我们企业管理者就应该执行。
因此说，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或者西方式管理。无数事实证明，管理科学只有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相结合，其效力才能够增强。
当然同样，中国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管理科学中融入中国式的管理哲学，更易为人们接受，也能更好地推进企业的发展。
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管理实践中的“仁法德行”，无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外国式管理”的价值，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变通性和灵活性。西方企业界经过大量失败，不断更新并提出的弹性管理理论，其实正是回归到我们的变通管理，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因此说，诸子论政解道的核心作用就是，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
6．孔子政者正也 领导身体力行（1）
《论语·泰伯》中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在这里孔子所讲的意义在于他的“为政者不能越权”的“政者正也”的为政方略。与此同时，孔子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也说明孔子对舜、禹治天下观点的认同与赞颂。孔子热情地赞誉了舜、禹的从政方针的伟大与崇高。孔子为了进一步阐明“政者正也”的观点，在《论语·颜渊》中又这样回答季康子。孔子回答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呢？”孔子所讲的也就是，强调他从政的第二个观点：为政者的表率与榜样作用，对于一支团队的重要性与意义。
关于管理者与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也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当季氏总管仲弓向孔子请教如何管理时，孔子解释说：“给自己的手下人做个榜样，给下属起个积极的带头作用，对手下人也不要太计较小失与小过，同时还要有识别贤才与举荐贤才的眼光与能力。”仲弓听了孔子的话，有些不解地又问：“那么管理者怎么样才能了解并举荐贤才呢？”孔子又解释说：“管理者举荐自己所了解的贤才；如果天下管理者都能知晓这个道理且能做到这些，难道说你不了解的贤才，还怕别人举荐吗？因为所有统治者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的团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所以所有英明的统治者与管理者，都会积极为自己的团队举荐或招收贤能智士。”
孔子为了进一步说明管理者的榜样与带头作用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人本身的行为正当，就是不下命令，领导者的榜样作用，也会耳濡目染地对自己的下属起到强于指令的积极效果。也可以说，管理者与领导人如果能够以身作则，行事多为手下人考虑，那么手下人也就会把领导当作是自己的亲朋，十分信任领导。如果下属这样想了，那么下属就很容易做到以领导为榜样，做到“以团队为家、以团队兴为荣，以团队衰为耻”。因此，孔夫子又讲：“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假如管理者与领导人自身都不能端正，那么领导者的指令又怎能让下属端正呢？因此说，管理者只有自己先正，才能正下属与正别人。
孔夫子所讲的为政之道，不仅要做到“政者，正也”，而且领导者还要做到处理事情与政务，要有个轻重缓急。因此，在《论语·子路》中，当子夏问孔子如何从政时，孔夫子又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成，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所讲的意思用我们当今的话讲也就是：从政与治理国家，千万不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因为这样就会事与愿违；也不要因顾及与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就本末倒置，捡了芝麻反丢了西瓜。因为这样就难办成大事。
其实，在现实的管理中，一个企业的领导能够为员工起到楷模的带头作用，这种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一个好的领导能够改变企业的命运，使企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近十多年来，中国确实出现了很多的“企业英雄”，他们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一帮人马，创下了骄人的业绩。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企业领导的人格魅力是多么的重要。与此相反，国内不少企业却缺乏企业领导人格，比如任人为亲，独断专行，贪污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