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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经不断有媒体问我：你们这些《百家讲坛》最红的主讲人，究竟是“学术明星”还是“电视明星”？我一直没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不对。叫“学术明星”是不对的。学术不需要明星。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师”，叫“泰斗”。可惜我们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电视明星”也不通。我们并非电视从业人员，也没有上岗证。我甚至连“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都没有。因此，如果“明星”这头衔实在甩不掉，姑且叫“学术传播明星”吧，多少靠谱。
废除了一人一讲的做法，也有了“学术传播明星”，“主讲人制”就逐步形成了。这有关系吗？有。以前，一人一讲的时候，观众的选择标准是“讲什么”。有了“主讲人制”，他的选择标准就有可能变成了“谁来讲”。这个时候，主讲人的个性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你是没有个性的，或者不鲜明，不可爱，那么，观众就很可能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而不看你的节目。其结果，是一段时间收视率的连续下滑。这是第一点：观众的收视习惯变了。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媒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打探他们的逸闻趣事、婚恋家庭干什么？没品位嘛！观众想知道什么，看节目就行了。实际上，文如其人。看一个人怎么做讲座，有时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观众在某个领域的学问或许没有主讲人多，但不等于他们不会看人，不等于他们没有感觉，不等于他们没有鉴赏力和鉴别力。他们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比方说，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喜欢。言之无物的讲座，他们也不会喜欢。卖弄学问为什么讨人嫌？因为他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炫耀。言之无物为什么没观众？因为他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两者都是不把观众放在心上，放在眼里。这其实与学问多少无关，说到底还是做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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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2）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说到这里，与马瑞芳教授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关系也是有的。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的观众，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本身，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媒体往往满足不了，或者失真。马老师这本书，却能解决这个问题。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学者”，与《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又有长期的合作，可谓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写这个题目，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她笔下的人物，也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展现着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读完让人捧腹大笑又回味无穷。不过这些捧场的话，我也不宜多说。好看不好看，读者说了算。就此打住！
2007年6月16日于厦门
“开坛元勋”和“一千零一人”（1）
我坐在飞驰的汽车上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不回家吃饭了。嘻嘻哈哈地说：“百家讲坛的‘黑社会老大’来了。”
女儿是“易粉”，一听这话，条件反射似地问：“易中天来了？”听到否定又猜“于丹来啦？”仍不是。她犹犹豫豫地说：“难道……是阎崇年？”
我笑了，说：“没想到吧？”
其实我很想对女儿说句她平时调侃我的话：“恭喜你答对了。”但故意忍住没说，因为身边有位我认为不苟言笑的长者。
坐我身边的阎崇年听到这段母女对话，却开朗地笑了。
清史专家阎崇年当然不可能是“黑社会老大”，但他在近三年百家讲坛专家中的“老大”身份却不可动摇。
百家讲坛拍宣传照片，有一张拍的是所谓“四巨头”合影：身穿黑色对襟褂的阎崇年坐在太师椅上，一副“老太爷”神情，身后雁翅儿排开：易中天、于丹、王立群。我开玩笑说：这照片不伦不类。易中天进拍摄场地前穿件白色对襟褂，往阎崇年身边一站，百家讲坛小幺们调侃：“易中天活像阎崇年的厨子！”拍照片前易中天罩上中山装，拿上把扇子，再把皮鞋优雅地伸出来，面部做哲学家深沉思索状，“厨子”突然摇身一变成方鸿渐式“老海归”洋亲戚；王立群像个账目永远扯落不清的账房先生；于丹呢？一身红艳旗袍，一脸娇美笑容，像出嫁三日的小姐回门。洋亲戚、账房、小姐跟老太爷合影？这叫什么一套哇？
阎崇年此行有点儿像被我“绑票”。2006年年初，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堂”开堂不久，求我请人讲课。那时，百家讲坛里，易中天正在崛起，于丹“藏在深闺人未识”，阎崇年是最红的明星。我对省图书馆的人说：“我帮你们请阎崇年？”他们认为不可能请到。我说：我才不信我请不到咧！我打电话给阎老师，此前我未见过他，但曾介绍山东一家大报的记者采访过他，从那一版文章，我知道阎崇年是山东蓬莱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打通电话，我就祭出“家乡”之旗“胁请”，阎先生极随和，欣然答应，但他如实说，马上要到欧洲去。大概怕我对他有“吹吹乎乎”的印象，没等我问，阎先生赶紧声明：他不是去讲学，是单位安排的旅游活动。回来又得持续录制“明亡清兴六十年”。他很愿意到家乡来，但眼下安排不开，等时机吧。
时机过了###个月才到来。春节电话拜年，我知道阎先生刚拍完北京电视台关于清宫疑案的节目，有一段休整时间，就说：“您得先兑现跟家乡人见面的承诺啊。”放下电话，我马上通知省图书馆，他们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新华书店“搂草打兔子”，在讲座的下午安排在济南最大的书店签名售书。打出一面大旗，“百家讲坛‘开坛元勋”阎崇年签名售书”。标语下是阎崇年笑容满面的大幅照片和《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袁崇焕传》几本书影。签售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没到中午，读者已排起长龙。若干年来，济南人第一次为一位历史学家如此闹腾。
签售前记者们采访，这样的活动按说得有个主持人，但没有。山东人实诚，搞这类面子上的片儿汤总是慢半板。幸亏阎崇年也是山东人，更实诚，干脆东道主和嘉宾一肩挑，往那儿一站，跟记者一一握手，就自己主持起来，先介绍“马瑞芳教授来了”，带领大家鼓掌，说了一大堆对我大加鼓励的话。然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坐在记者们身后，直捂着嘴乐，想：现在百家讲坛这帮专家面对镜头都成“老油条”啦！
前不久百家讲坛制作“易中天访谈王立群”，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却由易中天教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