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那里上了半年的美术史。”
万事俱备，巫昂却选择了留在国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发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天分。“突然间那么多人注意或崇拜你，开始谁都会有些飘飘然，那样的年龄，都希望被肯定。对我来说，这是很艰难的取舍，不过当时也没有什么思想斗争，很自然地留下了。因为要填一个挺繁琐的表，我一看到就头大，表寄来我都没有填。”说完，巫昂爽朗地笑起来。看似一个随意的决定，在巫昂的内心里早已有了轻重判断。就这样，一心想画画的巫昂写起了诗。
百分之百的行动派
在巫昂的记忆中，还有一件让她颇为骄傲的事。大二那年，巫昂参加了一个民间自发的旅行，骑着自行车从上海到敦煌。“当时钱和设备都不太够，可我是一有冲动就会有所行动的人，向同学借了一千多块钱和一部相机，我就出发了。”这个十人的自行车队里，九个男生，只有巫昂一个女生。从上海到敦煌，他们骑了四十五天，有时候一天要骑一百多公里，晚上或是住在路边的小旅馆，或是睡在学校的课桌上。性别原因，巫昂常常要另找地方自己住。“在大西北自己过夜挺害怕的，那一次真是练胆了。回来以后，我觉得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
“我会阶段性地玩一个东西，玩得很来劲，把它琢磨透了，然后去玩新的，这是我的人生观。”巫昂笑说。研究生的时候，巫昂刚迷上古典音乐，恰巧碰上了“国际音乐节”。为了每晚都能听到音乐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北京音乐厅找工作。后来，巫昂果然得到了一个杂志编辑的职位，就这样，在那里听了半年的音乐会，每晚如此。
巫昂喜欢主动精神，从内心里觉得人生应该如此。她认为很多事情并没有想象得困难，应该主动争取，而非等着别人送上门来。这样的主动不是因为功利而为之，只是为了让梦想得以实现。巫昂的实干与主动也大大影响了她现在的电影事业。
即便是去香港过年，巫昂的头脑也没有停止思考。在香港逛街时，巫昂发现街上多了许多买公仔玩具的铺子，年轻人都非常喜欢这些东西。于是，她开始琢磨起它和电影之间能否发生一点什么关系。回北京后的一天，巫昂在京通高速上突然有了想法，马上联系了电影投资方和“火星叔叔”公仔玩具品牌，两三个电话下来，便促成了电影衍生产品的合作。巫昂是个百分之百的行动派，也习惯“今日事今日毕”，她在十天时间内想出了###个电影衍生产品，有三分之二都已落实。
在“三联”的那些日子
巫昂的身上总有些与生俱来的能力，比如她认为自己会写诗是一夜之间的事，又比如她的新闻敏感和对复杂关系的把握能力。在《三联生活周刊》，巫昂是社会部的一名女将，灾难、警匪、腐败、暴力、社会问题是她的专长。巫昂喜欢处理关系复杂的稿件，越复杂的关系越能刺激她弄明白的欲望，她把这些归结为水瓶座科学家的天性。
进“三联”是改变巫昂生活的一件事，她由此进入了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阶段。在记者的情景里，巫昂是专业的，她理智、冷面、坚硬，文章中也不会流露出一丝情绪，以至于很多读者误以为她是男性。
那时候，巫昂平均一个月出两次差，每次一周，不管多难的事，三五天内必须搞定，回来后常常要在一天内完成一万多字的稿子。这样的记者对各地的飞机场和小旅馆都很熟悉，有时候上午还好好地去上班，下午可能就出现在了事故现场。巫昂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为了“国内首例艾滋病初筛结果泄密案”去山西采访一个被误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女人。为经证实的消息严重地干扰了女人的生活，以至于上街买把瓜子，小贩都不敢接她的钱。这次采访对巫昂触动很大，之前她从未意识到一条新闻会对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所了解的一切真实地表现出来。在东奔西走的生活中，巫昂养成了在机场写作的习惯，为的是不因为打瞌睡而误机。现在，巫昂定力很好，可以不选择环境地创作任何文体。
在“三联”，巫昂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不太听领导的话，也不会为了显示敬业熬夜工作，但却常常给人惊喜，有一期杂志的七个选题都出自她口。巫昂特别看重效率，有时候两天能做4个页码的稿子，以至于“三联”主编朱伟曾这样评价她：“巫昂会第一个把稿子交了，然后去旅游。”
四年后，巫昂递上了辞呈，把自己彻底自由掉了，她的理由是：“干腻了。”的确，巫昂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不会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已烂熟的事情上。在她看来，人一辈子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于是，巫昂拒绝了记者这个工作，也拒绝了许多杂志主编职位的邀约。
一个有思想的厨娘
那是2003年的秋天，巫昂想做专栏作家。她给当时唯一知道的专栏作家连岳发去邮件，请他介绍工作。第一个专栏开在《南方体育》，巫昂是个体育盲，却整整写了一年的体育专栏。随后，巫昂在全国的一线媒体几乎都开过专栏，最多的时候，一周要写七八个。“当时，我会默默地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比如，今年想在《新京报》开一个美食专栏，我直接找《新京报》的编辑谈；后来又想，要不去《南方周末》开一个吧。这些后来都实现了。”
巫昂现在仍开着四五个专栏，她在专栏界的口碑很好，从不拖欠稿子，在《每日商报》开设的“巫老师信箱”也即将集结成书，在今年“五一”上市。而在心态上，巫昂常常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当作游戏，“写专栏就像游戏打通关，不断的攻关，觉得没意思了就换一个。”
那时候，巫昂和家属李冯住在通州，没有太大的工作压力，两人每周末都出去度假，换京郊不同的度假村住，甚至心血来潮，两人还曾半夜驱车北戴河。他们会很认真地带上笔记本、打印机，巫昂写专栏，李冯写小说，偶尔还互换交换交换工作，轻松而快活。
有那么几次，两人会谈到要不要在一起做一点事，巫昂将这定义成为“庸俗意义上的事业”。2005年，巫昂和李冯做起了工作室。他们租了一个房子，招了一个助手，亲如一家。那半年，他们的工作室接了些电影和电视剧本，在家属的大力提携下，巫昂逐渐进入了电影行业。“当时并没有什么方向，但我不想做编剧，那和做记者或办一份杂志差不多，跨度不大，也没什么挑战性。后来，李冯想当导演，那我就当制片人吧。”简单的分工后，两人开始筹拍“全媒体电影”《疯狂白领》，这是巫昂制作的第一部作品，制片和宣传方面度非常成功，使得巫昂越发喜欢上电影制片人这个职业。
巫昂喜欢做饭，也喜欢“厨娘”这个称呼，这是她性格中传统的一面。她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的头脑很前卫，举止很出格，做饭很像大长今。”做工作室的时候比较清闲，一日三餐，巫昂都会很认真地做，每天七点多钟起床，去超市买来新鲜的蔬菜，早餐会煮粥做小菜，中餐和晚餐是传统的米饭炒菜。
巫昂说她有个自创的“巫私家菜”全套，还常常推荐给女朋友。通常，她会先看好菜谱，再依据北京所能买到的原料，重新组合，创制出新的菜式。从事文字工作者的她，起的菜名也颇具特点，其中的“炭烧销魂排骨”、“不饶人香酥鸡”都是她的得意之作。
管70后要钱，跟80后工作，向90后招手
现在，巫昂和李冯正在筹备一部商业功夫片，李冯做导演，巫昂想从中学习成为一个制片人，她说现在中国更缺少优秀的制片人。巫昂跟艺术家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沟通便利，在她看来，制片人是一个充满艺术感和复杂关系的工作，这某种程度上圆了自己艺术管理的梦。
电影的投资方是华泰天博影视公司，总经理柳青是70后，和巫昂一样也是个高效的人。“我们去年11月份见面，12月份就开始着手做这部电影，今年2月份已经启动宣传了。”电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在电影团队里，必须保证高效的工作状态，这是巫昂的一个工作原则。“我们的团队会连夜把当天的问题解决掉，或者想出一个备用方案。高效工作是对所有人的鼓励。”在巫昂的理念中，高效的人一定是执行力强的人，这是能够训练而成的；那些慢性子，常常不是因为自身的能力问题，而是把自己宠坏了。
巫昂的心态是开放的，愿意接受博杂的知识，涉猎不同的领域，让细胞每一天都在更新。“我常常都会有新的想法，所以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不知道我下一分钟会想出什么。”巫昂希望和她一起工作的人也是如此：有好奇心，敢于挑战，愿意更新自己。她喜欢给80后机会，让他们能更简单地进入电影行业。在她的价值体系里，电影并不神秘和高深，只要有能力、有热情、能实干的人都能够加入。“管70后要钱，跟80后工作，向90后招手，这是我现在最理想的状态。”巫昂的电影团队里，有许多80后，他们活力而且朝气蓬勃，这让巫昂感觉舒服、爽快，也更愿意接受这个视觉时代里新的潮流文化。
“我希望借助这个片子去扶植一些本土的艺术家和潮牌，以及在创意产业的年轻人，因为我们也是以这样的状态在成长。我也会不厌其烦地给媒体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社会上大家都在干什么，为他们提供一些新鲜资讯。”借助电影，巫昂希望融入更多的艺术形态，形成一个以电影为核心的产业链。这部电影中，巫昂已经捆绑了平台玩具、绘本插画、家居家居产品、平面设计、漫画等等多种艺术形态，这让她颇为自豪。
“做电影之前，我没有真正意义上跟一群人工作过，包括在杂志社，你都是独自完成工作，有时候你会觉得与人合作很困难，因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