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我嚎叫般在一旁伴唱，还咬着手指头，两个人咯咯地笑个不停，妈妈又开始挠我痒痒。爸爸从浴室出来，腰里围着浴巾，也加入我们，在那个辉煌的时刻，爸爸妈妈一起唱起歌，爸爸把我抱在他们中间，三个人在卧室里翩翩起舞，直到突然响起的电话铃终止了这一切，于是，妈妈走过去接电话，爸爸把我抱回床上，开始穿衣服。
终于，他们准备就绪了，妈妈一袭红色的无袖裙、凉鞋，之前她已把脚趾甲和手指甲涂成与衣服一样的颜色；爸爸神采奕奕的，深藏青的裤子配白色短袖衬衫，完美地衬托出妈妈的艳丽。我们钻进汽车，和以往一样，我占领了整个后排座，我躺下，看着窗外湖滨大道旁的座座高楼接连不断地闪过。
“亨利，坐好，”妈妈说，“我们到了。”
我坐起来，看着这座博物馆。我幼年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欧洲各国首都街头的儿童小推车里度过的，这家博物馆才是我想象中的“博物馆”，不过眼前的穹顶石墙却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因为是星期天，我们花了一些工夫找泊位，全部安置好后，我们沿着湖岸步行前往，一路上经过不少船只、雕塑和其他兴高采烈的儿童。我们穿过巨大的石柱，走进博物馆内部。
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个被施了魔法的小男孩。
博物馆捕捉了自然界的一切，把它们贴上标签，按照逻辑关系分门别类，永恒，如同上帝亲手的安排，或许起初上帝按照原始自然图摆放一切的时候也发生过疏忽，于是他指令这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协助他，将一切重新摆放妥当。仅仅五岁的我，一只蝴蝶就能把我吸引半天，我徜徉在这博物馆里，仿佛置身于伊甸园，亲眼目睹曾在那里出现过的一切生灵。
那天我们真是大饱眼福了：就说蝴蝶吧，一橱接一橱的，巴西来的，马达加斯加来的，我甚至找到了自己那只蝴蝶的兄弟，它同样也是从澳洲老家来的。博物馆里光线幽暗，阴冷，陈旧，却更增添了一种悬念，一种把时间和生死都凝固在四壁之内的悬念。我们见识了水晶、美洲狮、麝鼠、木乃伊，还有各式各样的化石。中午，我们在博物馆的草坪上野餐，接着又钻进展厅看各种鸟类、短鳄和原始山洞人。闭馆时，我实在太累，站都站不稳了，可还不愿离去。保安很礼貌地把我们一家引到门口，我拼命抑制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最后还是哭了，因为太累，也因为依依不舍。爸爸抱起我，和妈妈一起走回停车的地方。我一碰到后座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回到家里，该是晚饭时候了。
我们在楼下金先生那里吃了饭，他是我们的房东，一个长得很结实却态度生硬的人。他其实挺喜欢我的，却从来不和我说什么话。金太太（我给她起了个昵称叫金太）却是我的铁哥们，她是我的韩裔保姆，最爱疯狂打牌。我醒着的大多数时间都和金太在一起，妈妈的厨艺一向不好，金太却能做出各式美味，比如蛋奶酥和华丽的韩国御饭团。今天是我的生日，她特地烤了比萨饼和巧克力蛋糕。
吃过晚饭，大家一起唱《生日快乐》，然后我吹灭了蜡烛。我记不得当时许了什么愿。那天我可以比平时晚睡一点，因为我还沉浸在白天的兴奋中，也因为已经在回家路上睡过一会儿了。我穿着睡衣和爸爸妈妈、金先生金太太一起，坐在后廊上，边喝柠檬水，边凝望深蓝色的夜空，外面传来知了的小曲，还有隔壁邻居家的电视机的声音。后来，爸爸说：“亨利，该去睡觉了。”我刷牙、祷告、上床。虽然很累，但异常清醒。爸爸给我念了一会儿故事书，看我仍没有睡意，便和妈妈一起关上灯，打开我卧室的门，去了客厅。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只要我愿意，他们可以一直陪我玩，但我必须留在床上听。于是妈妈坐到钢琴边，爸爸拿起小提琴，他们又弹又拉又唱：催眠曲、民谣曲、小夜曲，一首接一首，很久很久。他们想用舒缓的音乐安抚卧室里那颗骚动的心，最后，妈妈进来看我，那时的我一定像只躺在小床上、披着睡衣的夜兽，小巧而警觉。
“哦，宝贝，还没睡着？”
我点了点头。
“爸爸和我都要去睡了，你一切都还好么？”
我说没事，然后她抱了抱我。“今天在博物馆里玩得真过瘾，是吧？”
“明天我们还能再去一次么？”
“明天不行，过一段时间再去，好吗？”
“一言为定。”
“晚安，”说着，她敞开房门，关上走廊的灯，“裹紧点睡，别给虫子咬到。”
我能听见一些微小的声音，潺潺水流的声音，冲洗厕所的声音，然后一切平静下来。我起床，跪在窗前，我可以看见对面房子里的光亮，远处一辆汽车驶过，车里的广播节目开得真响。我这样待了一会，努力想让自己找到瞌睡的感觉，我站起来，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星期六早晨4∶03/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星期日，
晚10∶46（亨利二十四岁，同时也是五岁）
亨利：那是个一月的早晨，四点零三分，我刚到家，天气异常寒冷。我出去跳了一夜的舞，虽然喝得只有半醉，却已筋疲力尽。在明亮的走道里找房门钥匙时，突然一阵晕眩和恶心，我不由膝盖着地，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砖铺的地面上呕吐起来。我抬头，看见一个由红色亮光打成的“出口”标志，逐渐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看到了老虎，看到手持长矛的穴居男人，穿着简陋的遮羞兽皮的女人，还有长得像狼一样的狗。我的心一阵狂跳，大脑已被酒精麻痹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想的都是：见鬼，竟然回到石器时代了。然后我才意识到，只有在二十世纪才会有出口标志的红灯。我爬起来，抖了抖身子，往门的方向迈进。赤裸双脚下的地砖冰凉至极，令我汗毛倒竖，一身的鸡皮疙瘩。四周死寂，空气里充斥着空调房里特有的阴湿。我到了入口处，前面是另一个展室，中间立满了玻璃橱柜，远处淡白的街灯从高大的窗户里透进来，照亮了我眼前千千万万只甲壳虫。感谢上帝啊，我这是在斐尔特自然博物馆里。我静静地站着，深深地呼吸，想要让头脑清醒些。我那被束缚的脑袋突然冒出一段模糊的记忆，我努力地想……我的确是要来做点什么的。对了，是我五岁的生日……有人刚来过这里，而我就要成为那个人了。我需要衣服，是的，急需一套衣服。
感谢我回到的是一个还没有诞生电影的年代，我飞奔出甲壳虫馆，来到二楼中轴的过道厅，沿着西侧的楼梯冲到底层。月光下，一头头巨象隐隐约约，仿佛正向我迎头袭来，我一边往大门右边的礼品店走去，一面回头向它们挥手致意。我围着那些礼品转了一圈，发现一些好东西：一把装饰用的裁纸刀、印有博物馆徽标的金属书签、两件恐龙图案的T恤。陈列柜的锁是骗小孩的，我随手在账台边找到一枚发夹，轻轻一撬，尽情挑选我中意的东西。一切顺利。再回到三楼，这是博物馆的“阁楼”，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也都在那儿。我扫视了各个门上的姓名，没有任何启示。最后，我随便挑了一间，把金属书签插进门缝，上下左右，直到弹簧门锁舌被打开，我终于进去了。
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叫V。M。威廉逊，是个邋遢的家伙，房间里堆满了报纸，咖啡杯摆得到处都是，烟灰缸里的烟蒂都快漫了出来，桌子上还有一架异常精致的蛇骨标本。我迅速地翻箱倒柜，企图找到些衣服，却一无所获。另一间是位女士的办公室，J。F。贝特里。第三次尝试，运气终于来了。D。W。费奇先生的办公室衣架上，挂着他全套整洁的西装，除了袖子裤脚稍短、翻领稍宽之外，他的尺码和我的基本一样。西装外套里，我穿了一件恐龙T恤，即使没有鞋子，我看上去还是挺体面的。D。W。先生的写字台上有包未开封的奥里奥饼干，上帝会祝福他的。征用了他的零食，我离开屋子，随手轻轻带上了门。
我在哪里？我会在什么时候遇见我呢？我闭上眼睛，听任倦意占据我的身体，它用催眠般的手指抚摸我，在我就要倒下去的时候，我刹那间都回忆起来了：映衬博物馆大门的光影，曾有个男人的侧面朝自己移来。是的，我必须回到大厅里去。
一切都是平静宁谧的，我穿过大厅正中，想要再看看那扇门里的一切。接着，我在衣帽间附近坐了下来，准备一会从左侧口上展厅的主台。我听见大脑里的血液突突上涌的声音，空调“嗡嗡”地低鸣，一辆辆汽车在湖滨大道上飞速驶过。我吃了十块奥里奥，慢慢地、轻巧地挑开上下两层巧克力饼干，用门牙刮掉里面的奶油夹心，再细细咀嚼，让好滋味尽可能长久地停留在嘴里。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我现在几乎完全清醒了，相当地警觉。时间分秒流逝，什么也没有发生。终于，我听到沉闷的重响，然后是“啊”的一声惊叹。寂静之后，我继续等待。我站起来，就着大理石地面反射的灯光，悄悄地走进大厅，站在正对大门的地方，我轻轻喊了一声：“亨利。”
没有回答。真是好孩子，机警而又镇定。我试着又喊了一声：“没事的，亨利。我是你的向导，我会带你好好逛逛这里的。一次特殊的参观，别怕，亨利。”
我听到一声轻细柔和的回答。“我给你准备了件T恤，我领你参观的时候，你就不会着凉了。”现在我能依稀看见了，他就站在黑暗的边缘。“接住，亨利！”我把衣服扔给他，衣服消失在黑暗中，过了一会，他走进光线里。T恤一直拖到他的膝盖。这就是五岁的我，又黑又硬的头发，脸色如月亮一样苍白，棕色的近似斯拉夫人种的眼睛，像匹精神的瘦瘦的小马驹。五岁的我很幸福，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过着正常的生活。但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