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因为大家在北京、上海感觉到是一个都市，感觉很好，感觉中国改革开放很好，30年变化很大。但是如果你到西部偏远落后的地区看确实不是这样一回事，跟报纸、媒体、电视上看到的可能不一样。
我在2000年到2003年的时候一直在新疆、甘肃、青海、宁夏最艰苦的地方，我当时是搞西部民革的采风，但是在采风的过程中我才真正的认识到中国农村。而且当时出了《黄河边上的中国》，包括《*》，我后来也编了两本书，但是到现在没有出来，一本是《贫困的原因在哪里》，另外一本是《如何让农民出头》，一直出不来。前几年我们一方面从国家政策方面感觉到很关注“三农”问题，但另一方面在出版领域，一个是出版社不敢出，觉得好象应该歌颂改革开放30年的美好迹象，怎么能去关注中国农村的贫困呢，感觉到这是不和谐音符。二是好多人认为农村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谁来关注？有钱的人也不会买你这本书，没钱的人更不会买，就是少量还有点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买。所以我把书一拿到出版社，很多人都不感兴趣，所以我的书现在还压着。
但是我真正看到蔚然这本书以后特别感动，第一，我觉得他有一种真实性，他在日记中所写的真实性，尤其是照片跟我想象的差不多。第二，他有一个巨大的现实意义，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前年中国搞奥运，中国人认为中国现在牛的不得了，GDP已经世界第二。但是没想到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民弱势群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第三，中国媒体一直对中国农村问题有点不敢正视，尤其是文艺节目，比如赵本山，我在序言里写到批判赵本山，我说这是一本让赵本山汗颜的书。前几个月赵本山发布会说让大家给他拍的东北的电视剧提意见。结果曾子墨的爸爸提了两句话，赵本山恼羞成怒。其实赵本山每年的农村节目，好象是为八亿或者十亿农民说话，代表他们发言，因为有农民喜欢看的节目。但实际上那里面既没有悲悯，也没有真实，也没有眼泪，也没有尊严。所以我很愤怒，我说赵本山你演那么多小品，你无非是丑化我们的老百姓，丑化我们的农民，弄个《卖拐》忽悠。
粮民 作者座谈会（5）
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演讲的时候，我说我向当代的中国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提三个问题，如果谁能回答我这三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他的作品一定有分量。第一，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是什么的问题一定要回答清楚，也就是在真善美的存在判断。第二，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我们每个个体，包括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究竟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个体的理想，有没有他的使命感。第三，面对这个时代的黑暗、苦难以及弱势群体，我们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一个作家如果在他的作品里面既没有回答历史是什么，也没有回答现实是什么，也不体现个人的主体价值，面对苦难和弱势群体也没有悲悯，也没有态度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看这本书有何意义呢，写这本书又有何意义呢？所以当我看到蔚然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激动，我觉得他回答了我心中我对农民这份感情，替他们说了话。第二他回答了我向中国知识界提的这三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感动，我把他推荐到复旦大学出版社，并说服他们出版。因为当时他的日记没有名字，就是对一万个村庄调查的手记。我说这个问题归纳起来有一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应该集中到一个问题，后来就想到“中国的农村会消失吗？”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的两极分化继续延续下去，中国的农民继续这样的贫困，总有一天中国的农村会消失的。当然，这种消失一方面和农民的弱势得不到照顾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和我们的城镇化、和我们国家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改革开放30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也就是我们的剪刀差。我们一瓶矿泉水的价格，跟农民一瓶油价格差不多。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有人讲回眸30年，感觉靠盖房子，靠挖煤，靠泡沫起来的，靠农民工的牺牲，靠土地转让盖一大批房子起来的。这样的话我们把农村土地剥夺了，剥夺农村土地的时候是几千块钱一亩，最后盖成房子以后变成几万块钱一平米。所以你想农民怎么发财？
中国的城镇化一方面剥夺了农民的利益，另外一方面改变了我们中国五千年的生活方式。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结果一下进了城，现在好多城镇，城镇不城镇，农村不农村。说农村，修了公路像城镇。说是城镇，很脏，什么都没有，各种建筑都没有。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是少数的，发展速度很快。城镇的发展速度就很慢。所以给我们每个有点良知的，有点农民情节的，有点对底层弱势群体有思考的一些人提出一个难题，这样下去中国的农村会不会消失？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像《蜗居》或者《蚁族》一样贴的标签，中国农民太善良、太纯朴了，尤其蔚然书中讲的很多农民，吃不上、喝不上，生活那么艰难的状况，但是对党和政府仍然充满着感激，他说我这辈子过不上好日子，我下辈子一定能，根本没有埋怨。这就是良民。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真是良民。但是如果这本书用《良民》，可能有人会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挑动造反？所以我说《粮民》，这些人又是种粮的农民，现在他们没有土地，也不种粮，我们去哪吃粮？我们的粮食当然要涨价。有人说这是美国的阴谋，当一个社会全部走向机械化以后，人家垄断了市场当然要涨价，这是市场的基本规律。现在这种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改变以后，种粮食的多元化格局已经没了，所以粮食肯定要上涨。原来都是纯天然的农民肥，现在上的都是化肥，因为机械化生产要提高产量。原来我们在农村一亩地小麦产量二三百斤，现在一亩地七八百斤，农民用的都是除草剂、杀草剂。你想杀草迹和上农民肥的小麦玉米感觉能一样吗？前几天我们去农村吃西红柿，我们城里买的西红柿跟那个是两码事。
粮民 作者座谈会（6）
在这个基础上我更多的是忧虑，是焦虑，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使命，但又是一种孤独无助。看到蔚然这个人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不说他能够帮助多少人，能够让多少人脱贫致富，或者帮助他们走向所谓的幸福轨道，就是能够有这么一个人向农民问寒问暖，这对农民也是一种巨大的关爱和抚爱。现在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中国农村也在往前走，我们每个人都去关注思考一下。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来中国的城市化也会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把蔚然的《粮民》这样一本书推出来，而且能够受到社会的关注，现在盗版也有了，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今天又有这么多媒体来，我也很感激你们，谢谢。
刘济生：蔚然的善行值得引起农村基层政权反省
主持人：贺先生讲了很多他对农村、对农民问题的思考，也向专家抛出了疑问，刘济生老师多年研究中国改革问题，作为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三农”问题您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解，您跟我们讲一下您看这本书的感受，以及您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见地。
刘济生：尊敬的媒体朋友，尊敬的蔚然先生，尊敬的贺雄飞先生，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场合谈一谈《粮民》这本书。8月中旬我看到这本书，一口气读完，几次哽咽，受到极大的震撼。我后来主动写了书评，我这个书评的名字就叫做《滴在草根下的眼泪》。这本书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去解读、去认识。
第一个层面，我们怎样认识真实的农村社会，《粮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农村的真实社会太不好认识了，我们国家有各种调研机构，有土地局，有宣传部门，还有基层的干部，但这些渠道都很难认识最基层的农村。我给大家讲几件历史事情，1961年当我们国家出现大饥荒饿死人，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他的故乡去调研，结果那个村的党总支书记公然下令要封锁刘少奇。当刘少奇进行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些女同志脸是菜色，他说食堂办的怎么样？很好。都吃什么？吃的非常好。再要问，起来就走了，回避国家主席。后来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公然说刘少奇是刘疯子。去调查去，他们竟然敢骂国家主席！你想基层反调查的力量有多大！他们绝对不让你了解真实的基层情况。刘少奇呆了两个月，把这个情况基本模透。为什么用“基本”二字？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国家最严肃的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一部书《王光美访谈录》，访谈的人是中央文献室的黄征，刘少奇组的组长，相当于厅级的大研究员。
我再告诉大家*到下面基层调研，看到的都是假象。他说你穿的衣服谁给你买的？回答都是假的。后来车走着走着，*让停车，直接到村里去，干部用各种办法阻拦。他的车上坐着现在的*总理，*总理后来采取这种办法，突然下车。*总理今年春季写了一篇文章《再回宜兴忆耀邦》引起很大反响。所以调查真实情况非常难的。是不是基层群众就能了解实际？也不能。你去的这个人，这是我们县长，这是我们乡长，包括记者，你也得不到真话。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国家的记者有多少？写出蔚然这样的书的人很少。蔚然之所以能了解到这些真实情况，我觉得第一他一个人，第二他没有官衔，第三他骑自行车。当时我想蔚然这么辛苦，为什么不骑摩托，还能轻松一点，上坡还能蹬上去。但是骑摩托也不行，他是哪偏僻就上哪去。因为他一个人，他住在那，跟农民同吃，所以农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