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热衷于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场运作；喜欢搞政治，可又不谙朝中形势，习惯于人家来巴结他，可又不懂得强者第一的森林法则，因此，一个过于天真，甚至幼稚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将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诗人朋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其实是他的靠山，在宫廷中的地位下降，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寓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来到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劣迹，不但不顾旧恶，甚至征他为秘书监。并“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是这样看待文化人的，装点门面，可以，附庸风雅，可以，真派用场，真当骨干嫡系自己人，是不可以的。
《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外，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谢灵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嘛，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禽流感，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
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一人出行，二百随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足以说明诗人张狂到何等程度。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后来，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大谢和小谢（4）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正值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他太狂了，狂得不可收拾，便只好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的爆发，诗兴的升华，铸字练句的沸腾，但切不可太狂。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更划得来？
历史，有时会出现反复，有时会走回头路，相隔66年以后，谢脁又重演了谢灵运的一幕。大小谢之死，虽然戏码一样，剧情却有所差别。谢灵运主动往枪口上碰，咎由自取，谢脁尽量躲着枪口，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算是在劫难逃。
谢灵运与谢脁，为什么殊途同归，走上同一条路呢？
第一，刘宋诸王子，萧齐诸王子，都是斯文风流的皇室贵宙，而大谢和小谢，都是真正的诗人，领袖文坛，誉满江左。一方面，这两位大腕，殷勤巴结权力阶层，，求得进身之阶；一方面，这班王孙们，儒雅自命，与知识分子结交，也可体现斯文风度，士人品味，这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因此，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第二，两谢都是真正的贵族，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而那班王子们，当下身世显赫，可上一代的卑微出身，也希望与这样顶尖的贵族后裔交游，改变门风。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观念甚重，高门寒族，泾渭分明，等级森严，不通音问。依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同坐在一张凳子上。这也是王子王孙们乐意与大谢小谢结交来往的原因。
以谢脁为例，其父在前朝，娶了宋文帝的长城公主，他自己娶了本朝开国元勋王敬则的千金，其子也差点成为下一朝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北朝那边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马的，一朝坐稳江山，都来不及地要跟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联姻，希望通过生殖器官的努力，获得贵族身份的认证。
庐陵王刘义真与“江左第一”的山水诗人，“情好款密”（《资治通鉴》），与贵族子弟 “周旋异常，昵狎过甚”（《南史》），也有借谢灵运为之自炫的因素，和弥补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势。而谢灵运，更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把宝就押在这位年青王子身上，成为这位候补帝王在享乐，消费，优游，贵尊生活的精神教父。因此如鱼得水般快乐的他，许下了愿，一旦登基，答应诗人必是他的宰相。
但是，那些政权中的实力派，强硬派，早就密奏执政当局，于是，一道敕令，谢灵运灰头土脸地离开都城，到永嘉上任，当一方刺史去了，这是永初三年（422）夏天的事。六十年后，永明十一年（483）秋天，谢脁因与随王萧子隆关系莫逆，为长史王秀之所嫉，找碴将他由荆州遣返京都，竟是一点也不走样地重蹈其叔覆辙。马克思说过，历史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但实际上，连上帝也嫉妒特别有才华的人，更何况这世界上有着数不胜数的小人之辈，结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谢脁比谢灵运更受王室抬爱，先是豫章王萧嶷的参军，后在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为吏，还与竟陵王萧子良谈诗论文，过从甚密，是号称“竟陵八友” 的文学沙龙中的特约佳宾。沈约评价他：“二百年内无此诗也”，可以想见他被这些王子们的倚重程度；甚至，萧子隆带着他一齐赴任，该是何等宠信。“子隆在荆州，好辞赋，脁尤被赏，不舍日夜”（《南史》），邀他为自己的秘书长，参与政府事务。那位长史王秀之，一个绝对的嫉贤妒能之人，怎能容得下谢玄晖呢？
小人的舌头，永远是有才华的人，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进谗言，说坏话，造舆论，放空气，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谢脁还算聪明，比谢灵运要强出许多，了解自己再待下去，必讨更大的没趣。他很识相，离开荆州。写了一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告别诗，以表心情。最后四句，“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鹰隼、严霜、罻罗者，就是对小人谗害贤良的形象化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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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谢和小谢（5）
这说明小谢比大谢，清醒，有头脑，从这首归途中写的感遇诗看，虽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处境的险恶。谢灵运则不然，没有杀头之前，他尽管不得意，不开心，但想不到别人在算计他。所以，他从不收敛，继续保持着他的狂。甚至刘义真在宫庭政变中死于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谢灵运满肚子不快，到永嘉去当太守，上任后吊而浪当，游山玩水，对谁也不买账。最后，被免职，被发配，在广州，被小人诬告兵变，诏下，弃市。
谢脁与之相反，能够逃脱罻罗者所结的小人之网，额手称庆。齐明帝建武二年（495），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对一个山水诗人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么？这年他32岁，来到美不胜收的风光佳境，又是意气风发的锦绣年华。那得到解脱的形体，那摆脱羁绊的心灵，有如鸟飞森林，鱼游大海的自由舒展。
但是，小人如蛆，这是旧时中国文人永远的噩梦，无论你走到哪里，危机总是像阴影笼罩着你。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求售心态，鱼跃龙门的腾达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动情绪，不肯安生的难耐冷落，诗人有一点不安于位了。
谢脁从宣城太守转往徐州任行事，离政治漩涡较远，安全系数也就较高，内心应当是窃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来，离权力中心较远，功利系数自然也就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失落。中国旧时文人，最后从命运途程中的悬崖摔下去，都是从这最初的一点点不平衡开始的。
永泰元年（498），南齐政坛发生了一些变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则，开国元勋，谢脁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了。尤其，“明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王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帲б郧楦嫘熘菪惺滦幻x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