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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掉皇后的诏书，高宗要上官来草拟，由此推断，册封皇后的诏书，肯定也是上官草拟的。上官仪虽御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虽体贴上意可并不无聊无耻，虽巴结讨好有之，但正直善良更有之。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反对皇后，而不是当骑墙派两边讨好。没想到，这个怕老婆的家伙，尚未交锋，先竖白旗。尤其没想到的，这个废物皇帝背过脸去，厚颜无耻地将他出卖，说是受他教唆，这就要了他的命了。
武则天是何许人，能不布眼线于这个窝囊废的身边么？李治与上官还未密谋完，小报告早打过去了。“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书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武则天能放过这个背后给她下刀子的上官仪吗？“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谋大逆。十二月，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
上官仪事件发生以后，武则天感觉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紧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国御用文人这个行当，经过这个女人的手，也走上了末路。
在中古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御用文人和非御用文人，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朱买臣、班婕妤、杨雄、刘向、刘歆……，等等等等，你可以说他们在人身依附这一点上，是御用的；但也可以认为他们在人格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并非完全御用的。从他们为人为文的不羁精神看，未必俯首帖命于御用的。因此，他们在被当道者所豢养，所雇佣，所喝来斥去，所奴仆畜之的同时，在忍辱负重的的状态下，秉笔直书，表达万众之心声，抒愤述忧，记载历史之真实，就完全不具御用的意味。
这也是后来的中国人，尊敬他们的努力，推崇他们的成就，并不介意他们是否被御用或不被御用，而能够理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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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北门学士”（6）
上官仪就是这样一个既“御用”，也“文人”的人，因此，他为人的声名，丰采儒雅，风度优美，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他为文的口碑，格调高尚，韵味精致，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里，为我们描画这样一个动人场面：“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但是，从他脑袋砍落在血泊之时起，那些受到尊敬的既“御用”又“文人”的老一代，便成绝响。从此，在武则天诱之以利德禄的淫威胁逼下，那些在她周围耍笔杆谋生的鼻涕虫，以文学混饭吃的跟屁虫，便成为只有“御用”，而无“文人”的新一代。
武则天统治的57年，是中国御用文人的转型期，从此走上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
通常，谈武则天，谈她的淫荡，谈她的残忍，谈她的酷刑，谈她的无往而不利的计谋布局，谈她的为李唐王朝决不接受的“武周革命”，谈她的为中国男性社会所不能忍受的称帝御极……，这其中，常被官修史书忽略，也不被文学史者关注，就是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何进行肃反运动，“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彻底清算了与她不够同心同德的文人。如何重新清理队伍，将统称之为“北门学士”的御用文人，揽之门下，高官厚禄，笼络起来，也像她对待面首一样地豢养着，为其抬轿子，吹喇叭。
在中国，自有御用文人这个行当以来，不论何朝何代，都不如武则天在位时得到重视，得到重用，因而鼎盛，因而发达，抬爱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同时，又是她，将这个行当，彻底污名化，完全颠覆掉，将讨好她的御用文人，作践得与洗脚店，与桑那房，与歌厅的三陪小姐，毫无差别。唯有以“色”侍人和以“文”侍人的不同罢了。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天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正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
公元683年（永淳二年），在位35年的李治终于死掉了。她立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在位3个月，被武则天废掉。随后，立所生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在位7年，再次被武则天废掉。这一次，她自己要过一把皇帝的瘾了，终于拉下脸皮，不再以皇太后身份主政，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改唐国号为周后，而正式称帝御临天下，这年她66岁，已经是个老女人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精神癯烁，尽管老迈龙钟，但情致不减。这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的话了，他认为权力是催情素，权力是兴奋剂，最高的权力，也是最强的催情素和兴奋剂。武则天需要面首为她保证性生活的满足，需要御用文人为她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并不因年近古稀而降低这两满足的要求。乾脆，这个只要一息尚存，就风流不止的老女人，将她的男宠队伍，文学马屁精队伍，合二而一，“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于是，在这个罪恶的渊薮里，一个比一个赛着下三烂，一个比一个赛着不要脸。
一直到公元700年（则天久视元年），这年她76岁，也是这个老太婆死前5年，“改控鹤为奉宸府”，任命她的第一姘头张易之为奉宸令。你不能不为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其精力之可怕旺盛，叹为观止，不能不为这个永不满足的女人，其活力之恐怖强亢，五体投地。“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武则天与“北门学士”（7）
此情此景，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已经完全堕落，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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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二，“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毐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
宋人宋祁的《新唐书》里有三篇本传：
一，“元万顷，时谓北门学士，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二，“李適，凡天子饷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的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三，“阎朝隐，性滑稽，属词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亦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
读到这里，也就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御用文人这名词，御用文学这概念，之所以臭不可闻到极点，之所以来不及掩鼻而逃，其由来，是与这位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密切相关的。
梦碎孟浩然（1）
公元740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自岭南北归，至襄阳，时孟浩然疾背且愈，相得欢饮，谈笑风生，诗人宴谑，放浪形骸。据载，因食鲜疾动，旧病复发，不治而卒，年五十有二。
看来，遭遇皇帝，未能成就好事，力求显达，反而碰壁而归。这份窝火，这份郁闷，这份蓄积起来的惆怅和懊悔。正如他在《送王昌龄之岭南》那首诗中所写：“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梦碎成疾，病入膏肓，这才是要了孟浩然性命的根本。
哦，文人，要脆弱起来，也真是不禁折腾呢！
在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文人梦寐求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御用了。
一经御用，便吃香喝辣地快活，便银子大把地花销，便声色犬马地享受，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结目标。反过来，想被御用而不得，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明白这一点，便大致把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块料的文人雅士，风流才子，饱学之士，文化精英，为何而快乐，为何而烦恼的底里了。
可以断定，由于中国文人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被御用的心结，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陈陈相因，积久成习，真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由自己；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欲罢不能。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