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沉溺缧绁”的“刑余之人”，“身残处秽”于“槛井之中”，他还忍不住要在一片片竹简上，继续爬格子的游戏。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很难说得通的性格，干什么？干什么？已经把你挤到一个彻底绝望的死角里了，你还写个什么劲呢？不，不论这游戏多么危险，哪怕妻离子散，坐牢杀头，也仍是九死而无一悔地写下去。
司马迁这样鼓励自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这一股中国文化传统赖以不坠的精神力量，这个刑余之徒，哪怕羞辱到极点，苦楚到极点，也没放下手中的笔，矢志不移地记史，最终还是坚持完成了他的这部不朽之作《史记》。
这固然是从古至今爬格子的作者，令人感佩的光辉之处，可是，当我试着描绘司马迁在牢房里，忍住创痛，和比创痛还要锥心剌骨的耻辱，在孤灯下，在竹简上，孜孜不息，锲而不舍，埋首著作的情景，就难以解释这些古代的，也包括后世的，许许多多正直的知识分子，那种究竟为什么想不开的愚执？
危险的游戏（3）
也许他生于这块土地，长于这块土地，中国文人的脐带，终究是连结着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的。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担承，他们的不胜唏嘘，慷慨当歌的抒怀，他们的壮志未酬，英雄扼腕的悲情，他们的国是日非，江河直下的哀惜，也在不断撞击着我们的心灵。同时，他们的呐喊，他们的呼吁，正直的人想做成一件事之难，而小人想搞坏一件事之易，中国文人在爱之迷茫，生之艰难，居之不易，行之趑趄的途程中，智者被愚者统治，弱者被强者草菅，焚坑的恶焰不息，文字的罗网密织……。
这所有一切令我们不胜唏嘘的生存状态，也割断不了这些爬格子的人（骨头软者除外），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以及父老乡亲的紧密联系。只要他提起笔，无论毛笔，自来水笔，圆珠笔，还是电脑，在这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冲动下，他就是这支前仆后继的长长队伍中的一员，他也就只能沿续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精神，去爬他的格子。
其实，这也不光是中国，世界上哪个民族的作者，不是这样笔耕的呢？文学也好，历史也好，哪一页不是爬格子的人，一笔一划的书写积累起来的呢？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里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正是这样，我们对这位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由不得生出无尽的敬意。
大江东去（1）
几年前，一位老作家去世，随后发表了按他要求死后才公开的访谈录。这位既自负，又自恋，既目空一切，又愤恨不平的老作家，因为未能达到他所期求的，受人尊崇的文学史高度，而口出狂言。
其实，文学这东西，没有永远开不败的花朵，花开花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悲哀的是我们很多文学人，总看着自己那块停摆的手表，总觉得自己青春还在，总认为自己东方不败，这才做出贻人笑柄的失态举止。
文学，是属于年青人的。这一点清醒，恐怕是吃文学这碗饭者的，最起码的认知了。
苏东坡谪放湖北黄州任上，游赤壁，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感慨了一通。仅这“大江东去”四字，便足以将他心胸中的全部郁闷，统统扔进长江，付诸东流。
一个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写出深刻的觉悟，只是到了不那么得意的时候，便对天高地厚，世事深浅，人际浮沉，逝水斯夫，有了多多少少的思考。苏轼在开封的大牢里，关了一百零三天，以差点掉了脑袋的代价，才得来的这些悟解，自然非同凡响。
苏轼出名早，成名快，但命运不济，流年不利，第一，官场的倾轧，弄得他很狼狈，第二，文字的灾难，弄得他很倒霉。出狱以后，发配黄州，虽然更失落，更扫兴，与一抹到底也差不多。不过，离京城远远的，看不到那些倒胃口的嘴脸，碰不着那些防不胜防的小人，倒也获得另样的清静。
人是要学会算账的，得和失，不能只打一面算盘，苏轼觉得划得来，虽身处逆境，倒也活得开心。于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兴致一来，约了友朋，泛舟江上，作赤壁之游。
这一游，他写出来的一赋一诗，如同唐人崔灏写黄鹤楼，吓得李白不敢动笔那样，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不足百字的《赤壁怀古》，把赤壁写透了，写尽了，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在赤壁这块地方舞文弄墨。
这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了。
凡大师，写出来的东西，第一，必是空前的，第二，必是绝后的，无此，也当不得这个众望所归的称号。所以，严格讲，既空前，又绝后，还要众望所归，当下中国，大概很难找出一位像样的真正大师。那些被人称为的“大师”，或者自己认为的“大师”，都得加上引号，以示存疑。因为他们既写不出空前，更达不到绝后，不是重复自己，就是重复他人，不过是跟在人家后边爬行的文学虫子罢了。
不幸的是，如今这类爬虫式的“大师”，繁殖得特别猖獗，又找不到杀虫剂来扑灭，着实有点伤脑筋咧！
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的七月间，苏轼出游的那天夜晚，长江表现出一派温柔。“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他在江心中，见“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一江秋水的诗情画意，令这位游客的心结，得以解脱，得以放开，遂扣舟问水，吟哦唱叹，上下数千年，左右数万里，无边无际，漫想开去。“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登高望远，抚今追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的神来之笔，便从胸臆间涌上来。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评苏轼文章，说他“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这几句再平实不过的词语，简直是大白话，竟数百年传唱不衰。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字，念过几首诗的读书人，两篇《赤壁赋》未必背得出来，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无不烂熟于心，张嘴就来。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引用明人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苏东坡的这首词在中国人的心中，影响之大之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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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2）
不过，背得这首诗，与懂得这首诗，是两回事。背，容易，懂，就不那么容易，而悟，就更不容易了。正因为不懂，不悟，所以，称得上风流人物者，未必就能领会朝代更迭，世事变迁的规律之必然；称不上风流人物者，也未必能接受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进化之必然。尽管以上诸辈，口头上也会振振有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但实际上，他们是把自己划在“浪淘尽”以外，属于身上挂有腰牌，不在“大江东去”之列，属于有资格发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式议论的特别人物。
生活中的许多麻烦，许多烦恼，许多恩怨，许多是非，都由这些不肯走下舞台的人物而来。在文坛上，这些不肯、不甘、不愿“浪淘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特别茂盛，因而闹出来的笑话，也就格外发达。
其实，为大家所熟稔的，清人赵翼的那首《论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为这帮先生女士们写的。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人的渐渐老去，一代人的后来居上，是再正常不过，而且也阻挡不住的现象。什么叫“各领”？就是不能“独领”或者“永领”的意思，也是要让那些自已觉得“浪淘”不“尽”的风流人物，明白这种必然，承认这种必然。
赵翼活了八十多岁，几乎经历了乾隆朝的大部岁月，是位经得太多，见得太多的老爷子。而老爷子和老爷子碰在一起，这“浪淘尽”和“浪淘”不“尽”的话题，是会磨得大家耳朵生茧的。所以，赵翼才有这种深刻的体验吧？
我在猜想，他是不是讽喻和他活得一样长久的，活得令人讨厌的，那位经常弄一堆小女子围在身边的诗坛领袖袁枚呢？还是别有所指？据说，蒋士铨在《临川梦》的定场诗里，那句“翩然一支去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就是讽刺袁枚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反正，乾隆朝的风流人物够多的，风流人物不想“浪淘尽”而折腾，而挣扎，而死乞白赖，而上窜下跳者，肯定为数不少。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风流人物过剩，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犹如公鸡多了，定要掐架，蜜蜂多了，花要遭殃，流浪狗多了，恐水症就会发生，是同样的道理。
赵瓯北先生的这个“各领”，意思不言自明，老人家您曾经风光过，曾经风头过，此刻，就应该把舞台让出来，轮到比您年青的那些后生们，跟头把式地表演了。至于他们身手如何，功底如何，有没有看家绝活？能不能镇住场子？说到底，与您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不干您什么事，您还台上台下指手划脚评头论足搔首弄姿个什么劲呢？
因此，懂得大江东去的这个必然，十分十分地重要。
但是，中国文人，哪怕是很不成气候的，或者曾经成过气候现在已过了气的，或者尚未完全过气但怎么折腾也难成气候的，或者根本谈不上气，形同僵尸，成了木乃伊的，通常不大认同这种必然。这种不肯收手的文坛眷恋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