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中国人欣赏文学，或者，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文学的观点，是不能拿高雅的西方文艺理论标准来套的。这就如同桔子一样，淮水以南为桔，过了淮水，则为枳，地域不同，口味也相异。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阅读，被训练得已经习惯于“文以载道”。老百姓拿过来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他在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也在期待作家或诗人要灌输给他的“道”。
这使那些受过西方文学训练的绅士淑女，闲人雅痞，挺恼火，挺憋气，摇头不迭，叹气不已。不是他们或她们不想与民同乐，而是民不吃那一套，不想与他们或者他们同乐，这样，只好搞小圈子文学，孤芳自赏。
所以，当下的中国文坛，鞭炮齐鸣的轰轰烈烈，锣鼓喧天的热热闹闹，说了归齐，也只是关起门来，在一个其实有限的范围里自得其乐而已。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还多，我敢说，如果这个圈子的动静，能达到多出来的那个零头数，那也就不得了，也就是奇迹了。
而那个大头，整数，十三亿人在等待着的，应该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写：“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似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学；应该是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所写：“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似的被公众接受的文学。说白了，就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种与老百姓心气相通，能产生冲击波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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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以《秦中吟》（2）
你所写的东西，与大多数中国人风马牛不相及，凭什么要他们向你叫好？
因此，文必载道，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要载老百姓的“道”，则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为了分一杯羹，沾一点光，歌功颂德，万寿无疆，顺风搭船，为虎作伥，载的是统治者的“道”，也就不必期待老百姓为你鼓掌；反之，你载了老百姓的“道”， 也就别指望统治者和国家机器中的臣僚，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对你笑脸相迎。因此，白居易的这组直陈时弊的《秦中吟》，使当道的“贵人皆怪怒”，使非当道的“闲人亦非訾”，也是事所必然。
现在来看看诗人，怎么面临“荆棘生满地”的政治压力，举步维艰的？仍以这组诗中的一首《轻肥》为例。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从《诗经》、《楚辞》始起，中国的诗人们，就有心系元元，命牵国运的忧患意识。由于目光所及，悉为绝大多数胼手胝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无法浪漫起来，性灵起来，轻松起来，飘逸起来的，加之五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忧患常###，安乐无一二，注定了中国文学只有这条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道路好走，也是中国文人强烈使命感的由来。
别的路也不是没有，但那些与现实生活无关痛痒的文学作品，要想得十三亿双眼睛认可，大概也难。这样，中国文人中的稍有良知的绝大多数，遵循这个历史悠久的主流传统走下去，也是势之所趋。可谓命中注定，非此不可。
所以，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常常是两个字：政治，或三个字，政治化，很让我的那些同行们禁受不住，为之气短，沮丧，失落，一脑门的挫折感。因此，在一些场合，人家一说到这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时候，显得很理不直，很气不壮，很有一种矮人半头的羞愧感。
那时，有一个美国人，叫夏志清的，忽然抬出来沈从文，抬起来张爱玲；有一个北欧人，叫马悦然的，忽然抬出来某些作家，忽然抬起来某些作品。这本是一家之言，无足轻重。他又不是上帝，即使果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太上老君，也挡不住我不信邪。但不知为什么，也许中国人在有皇帝的年头里，磕久了头，竟磕出一种精神上的萎缩症，老外放出话来，弄得那些明公们，方寸大乱，步履蹒跚，霎时间没了底气，来不及地妄自菲薄的同时，又来不及地将沈、张之流，尊上殿堂，配享神庙，视若圣明，然后粪土一切，埋汰自己。
这出闹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潮，一度甚嚣尘上。后来，看客渐少，票房渐差，尤其国门大开以后，花上万把块钱，根据马斯赫特条约，欧盟国家一个礼拜即可走透；在911以前，美国还没有启用必须按指印，脱鞋子，方可过关的制度之前，中国人到美利坚合众国，像北京人从东单到西单那样方便。于是，大家觉得不过彼此彼此，干嘛非要把你当上帝，把你的话当圣经呢？于是，诸神退位，破除迷信。至于个别还找不到感觉的先生女士，非等洋人颁给一张文学绿卡，仍像阿Q那样，睡在土谷祠里，做白衣白袍的美梦，那也只好由他了。
应该看到，忧患意识，这种绝对为政治或政治化的创作冲动，是中国文学的强项。这种为外国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的特别之处。这种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主义关怀，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所在，创作生命所在。
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至于外国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接受或者不接受，那是其次又其次的考虑。一个中国作家，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要在意那个夏志清的喜欢，或者，要留神那个马悦然的接受吗？有人自作多情，那是他的自由，但由此数典忘祖，做假洋鬼子，那可就是出洋相了。其实，文学这片疆域，是个任其驰骋的自由空间。即使你一定脑袋朝下，裤裆朝上，拿大顶走着瞧，也是未尝不可的。尽管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断不了这种两支脚不落在土地上的拿大顶文学，然而，那永远也成为不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老百姓不吃你这一套，谁也没有办法。
诗人何以《秦中吟》（3）
这就是国情，这就是特色，这就是历经千年而宗旨不变的中国文学传统。
不论朝代之变迁，不论帝王之更迭，不论统治者之笼络收买，或打击镇压，不论被统治者之欢迎爱戴，或冷淡隔膜，中国文人中的大多数，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大多数者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惟有如此，老百姓买你的账。文学，从来是双向的，互通的，有来有往的行为，你不关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干吗要捧你的场？
除非那一天，中国人平均收入与西方发达国家看齐，或者超过，而且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块土地上不曾发生战争和###，不至于再出现“人食人”的恐怖和残忍，也许，如同在象牙之塔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中国文人，那时该再也用不着现实主义，可以将其扔进字纸篓里，那时大概也就比较容易与西方文学接轨，走向世界了。然而，在这之前，这条从哀鸿遍野，创痍满目，饿殍载道，血流飘杵的中国历史中驶来的文学航船，让一个稍有觉醒的中国文人，闭上眼睛，转过身去，视若不见，置若罔闻，是不大容易做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学只有沉重苦难的呻吟，而无太浪漫的色彩，只有含泪忍痛的惨笑，而无很幽默的优雅，这种受煎熬的历史过程，决定了中国文人和文学的抉择。
所以，读到白居易这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诗句，面对人类社会从蒙昧原始阶段以后，就再也不出现的食人生蕃式的残忍，眼看一个个活人，被肢解开来，丢进鼎沸的铁锅里，成为另外一些人的食物时，我不能设想，处于如此惊怖状态下的作家诗人能写得出来，那气定神闲的《围城》，那冲淡隽永的《边城》，那缠绵悱恻的《金锁记》？
《秦中吟》诗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面对触目惊心的悲惨现实，诗人的良知又不能无动于衷，做不到熟视无睹，做不到心如古井，更做不到麻木不仁，因此，他抱定宗旨，以诗舒愤懑，以诗纾民困，这种中国文人的觉悟，正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情操，大可不必因为外来的歪嘴和尚，那几句闲言碎语，而动摇植根于厚土中的中国文学之本。
白居易所以之这值得敬佩，所以之成为文学史上的大师，第一，他的讽谕诗，写出了时代的真实，第二，他为他的这些直面人生的作品，付出了代价。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焉。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与元九书》）
他在《伤唐衢二首》中所写的“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就是他这些讽谕诗全面得罪的结果，也是他为文做诗，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必然要遭遇的厄难了。这本是大可不必后悔的事情，你选择了蒺藜，就不要害怕剌伤，你选择了畏途，就不要在乎坎坷，但白居易，显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第一，他太信赖他所侍奉的皇帝，以为他们果然也是明君。第二，他太小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中的大大小小的螺丝丁，以为他们果然同他一样忠君爱国。
他不明白，对可怜巴巴的中国文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