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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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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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
  第一, 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
  第二, 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
  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 不可能没有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不可能没有以叶梦得为首的“梁效”式写作班子。
  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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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悲哀(3)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 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 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江青不就担当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吗?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绉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江青为旗手以后,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样,赵挺之对他的儿媳,肯定怀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种老父远谪,身不自保,京师难呆,夫妻离分的多种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谛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恭逢其盛的“不朽”, 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对于这首词,明人王世贞的评说,别出心裁,他认为女诗人写作时的心态,“可谓憔悴支离矣”。王世贞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其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膺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籍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使他在《弇州山人词评》中,忖度李清照的写作心态,“憔悴支离”四字,道出真缔。
  所以,当文认遭遇皇帝,面对政治迫害,这种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的恋恋不舍之歌,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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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悲哀(4)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精疵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仑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益的空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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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朱皇帝(1)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要你做官,不准你不做官的时期;曾经发布过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必严惩不贷的法令。这就是朱皇帝坐江山后,用来对付那些不肯跟他合作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老朱玩这一套,有点黑色幽默。
  朱元璋是苦出身的皇帝,在历代开国君主中,他的成份该是最无产阶级的,最苦大仇深的。
  儿时因家贫无以自给,当然更谈不上读书了,只好到皇觉寺当小和尚。一个人穷到落发为僧,这对中国人来讲,也真是穷途末路了。元末天下大乱,像他这样一个流氓无产阶级,自然投奔农民起义军谋生。当时这些未成势的,到处流窜的反抗官府的义军,也打家劫舍,骚扰百姓的。所以后来他当上皇帝以后,至尊无上,特别忌讳提及他贫寒微贱的过去,和他曾经为僧、为贼的历史。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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