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曹操“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那戛然而止的句式，很是令人拍案叫绝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构想，如果不标出系明初诗人高启的手笔，以其雄浑的汉唐气派，没准会误认为至少不晚于唐的一首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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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腰斩高启（2）
作为同行，纪晓岚非常同情高启的不幸，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编辑，一个官方机构的负责人，注定了他在文坛，必然是主流派，在政坛，必然是在朝派的身份，又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第一，自然不能信口议论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贬。第二，你现在说朱元璋的坏话，当今要联想的话，焉知你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头根子？所以，就文章谈文章，就诗歌谈诗歌，专谈高启的创作成就。
至于怎么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学。
有什么办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来不济，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天让他活，他的皇帝不让他活，那也只好认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机会让他死，他岂能不死？俗话说，不怕贼逃，就怕贼惦，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来，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帝王中间，朱元璋是最小人的一个，清人赵翼谈到这位朱皇帝，说他“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其实，“盗贼”之后，还应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画才更准确。
遭遇这样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启死定了。
纪昀当然觉得高启死得冤，他说：“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于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
虽然纪昀指出高启“工于摹古”，但即使“摹”，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处。“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纪晓岚指出的“北地、信阳、太仓、历下”，系明代文坛上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的籍称，他将这些领一时风骚的诸位声望卓著的名家。贬了一通，借以褒扬高启，如此扬此抑彼的鲜明做法，在卷佚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见的。
主持《四库全书》编政的他，阅尽数千年的文人，读遍数万卷的著作，含英咀华，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大鉴赏家，你也不能不承认他评断的权威地位。我想，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不给他“熔转变化，自为一家”的时间。这是否为纪昀的皮里阳秋手法？他对那位朱皇帝是有看法的。
那么高启未能给明代文坛，增添光彩，这笔账应该记在谁的头上，纪昀嘴上不说，大家心里有数。才38岁的高启，腰斩处死，又说不上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能不为文学史一叹，也不能不为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一哭。
高启之死，在吴晗的《朱元璋传》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
这位叫魏观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门，本想留下一点德政，没想到他还拖累了高启，都成了刀下之鬼。旧时盖房子，上梁，是屋顶的关键工程，要烧点香烛纸马，要奉上三牲贡献，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这是规矩。苏州是座人文荟萃的古城，盖的是知府衙门，自然要请一位当地的文人动笔。魏观认为这件事非高启莫属，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请他。谁也没料到，正是这篇文章断送了国子监祭酒魏观（因他是湖北蒲坼人，故称“魏蒲坼”），和翰林院编修高启（因他曾避难松江青丘，人称之为“高青丘”）的两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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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腰斩高启（3）
这位出身于无赖，草贼，小和尚，流氓无产者的皇帝，为什么对苏州所发生的事情，对苏州这两位文人采取如此极端措施呢？高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不了解，凡非常非常的小人，都是特别容易结仇，特别能够记仇的，而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尤其要想方设法报仇出气的一个小人。
据明代杨循吉《吴中故语》，朱元璋对原来张士诚的属地江苏南部，那里的老百姓，那里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苏州城，一百个不放心，因为他打败张士诚，拿得天下后，吴地的黎民百姓，依旧怀念这位怜民的张王，依旧怀念他的宽柔统治，依旧偷偷地给他烧“九四香”（因为张士诚的小名叫张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过来很多特务，一动一静，无不在他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观）硕学夙充，性尤仁厚，贲临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旧地以徙之，正当伪宫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锦帆泾’，云阖闾所凿，以游赏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时右列方张，乃为飞言上闻，云：‘蒲坼复宫开泾，心有异图也。’时四海初定，不能不关圣虑，乃使御史张度觇矣。御史至郡，则伪为役人，执搬运之劳，杂事其中。斧斤工毕，择吉构架，蒲坼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独谢不饮。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御史还奏。蒲坼与太史并死都市，前功遂辍。”
而明代祝允明《野记》，更是骇人听闻：“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李斯在咸阳被斩成几截，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记载，高启在南京被斩成八段，是有据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文字。数百年后重读这类史料，那令人发指的刑戮场面，那惨不忍睹的世间悲剧，仍令人惊心怵目。一个大活人，拦腰斩成两截，就够残忍的了，还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为恐怖，与剁成肉泥相差无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绝对贫下中农，绝对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对知识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无所不用其极。史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从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对他肃然起敬，甘拜下风。
朱皇帝，还是您行！
您就抓住“龙蟠虎踞”四个字，把一干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吟诗作对的知识分子，咔嚓咔嚓几铡刀，打发到阴朝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实，你借给高启胆子，这位诗人敢造反吗，拍马屁还来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修《元史》。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篇。其中，有一首古风，你可以说它一篇讨好文章，一篇应景文章，一篇向领导的表态文章，但从他手下写出来，纵横捭阖，豪迈大气，词精意深，不落俗套，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你得承认，到底是桂冠诗人，连哄这个很不好哄的朱皇帝，也能在不露声色间，将老爷子抚摩得很舒服。而且不像有些作家诗人，拍得下作，捧得露骨，也许正因为如此，陛下才会延请他为皇家西席，教育他许多皇子中的一个。
诗为：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锺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朱皇帝腰斩高启（4）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尽管结尾几句，直奔政治，主题明露，谀意甚显，近乎吹捧，可捧谁的碗，不得服谁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写篇把谀墓辞，撰几句捧场话，说一点中听的，戴两顶高帽子，无伤大雅，也无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苏州有什么好“龙蟠虎踞”的？一句话，推下去，腰斩了。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一样，不念旧情，早把那首歌颂他，赞美他的洋洋洒洒的古风忘掉了。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是绝对碰不得的。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卑劣心理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