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鼎故革新之际，面临不降即死，不死即降的抉择之时，深受朱元璋恩渥的解缙，站在原则立场上，应该是与其实是叛乱的朱棣，势不两立的。但我们这位极其聪明，极其灵活的才子，一无当烈士的欲望，二无杀身成仁的兴趣，早就选择了与即将来临的新政权合作的方针。
可在大局尚未明朗，胜负犹未决出之前，他大声疾呼，要捍卫正统，要坚持原则，要与反叛分子斗争到最后一刻，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号召大家做出殉国牺牲的英勇壮举。
攻城的头一天，六月十二日的晚间，解缙与他的同僚相约，宁死不屈，不作二臣，不能降敌为寇，不能辜负主恩。
“燕兵薄京城，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邻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相约死殉。”（《明史·王艮传》）
这是一个赴义就死，义无返顾的场面，人人热血沸腾，家家热泪盈眶。说实在的，中国文人在作秀演戏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尤其那个解缙，站在桌子上，估计因为身高的缘故，这样好突出自己的形象。只听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信誓旦旦地对大家宣布，诸位，我要是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军只要前脚进城，后脚我就头一个在文庙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
受过太祖的恩，受过惠帝的恩，又是文章盖世的国士，众人当然以他马首是瞻。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得在场的一个个人，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共同赴死，义无二心。
等到解缙、王艮、胡靖相继离开吴溥家后，吴溥的小儿子吴与弼，那时年纪尚小，不谙人心善变，世事叵测，竟从心底里发出赞叹，为这些叔辈文人的高风亮节，钦慕不已：“，解叔，胡叔能有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气，真是了不起啊！”吴溥对他儿子说：“你先别这样断言，解、胡二位先生殉死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说不好。依我看，倒是你那位王叔，恐怕只有他，没准会走死难这一步。”
吴溥父子说到这里，忽闻比邻而居的胡靖，正对他家人急不可耐地大吼小叫，“你们快出去看看，兵荒马乱，盗贼横行，赶紧去把猪栏的门关紧，小心偷猪的窃儿，牵了咱家好不容易养起的肥猪！”
至此，吴溥掠他儿子一眼，苦笑地说：“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而在这时，住得不远的王艮家，却传来了举家的嚎啕哭声。原来，他从吴溥家告辞回去，独自关在书房里，喝下早准备的毒酒。等家人发现时，他已经倒地不起了。
金戈铁马，荷枪实弹的北军，涌在金川门通往皇宫的石板路上，老百姓对进城的大军，避之唯恐不及。独有一个矮小身裁的人影，正快步往燕军大营走去。解缙出得门来，是朝文庙方向走去的，是要别人看到他实行自缢的诺言，但没走多远，改变路线，决定投奔燕王。军士把他带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见这个请求进谒的才子，他当然知道这位小个子文人是谁，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能得到受知于太祖的解缙，也就相当满足。
“好好好，欢迎解学士弃暗投明，共襄义举。”
“愚臣来晚一步，早就应该过江迎接圣驾的！”
在他的牵线引荐之下，一批原惠文帝方面的二三流文臣，也纷纷表态，竭诚拥戴新主。据《明史》，“成祖大喜。明日荐胡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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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学士之死（4）
永乐是个有心机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师出无名，因此，必须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兴师而来，是为惠文帝坏了太祖规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这个解学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赏的，有其可资号召的作用。连忙给他安排工作，编纂他向太祖建议过的这套类书，也就等于昭示天下，他才具有这一脉相承的嫡传正统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里对他有多少尊敬吗？未必。
“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知道自己底子潮的解缙，脑筋多了一份清醒，与其辨白，无如闭嘴。文人遭遇皇帝，比秀才遇到兵，还要麻烦，还要危险，他已经侍候了两个朱姓皇帝，懂得在这种天威下，如何夹紧尾巴，如何讨好迎合，如何化险为夷，如何磕头求生的苟且之计。解学士的小聪明，大智慧，就表现在这种既敢于下赌投注，也善于应急之道，既能喊最响亮的口号，决不怕肉麻，也会不停调整自己，能放下身段，去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正是这一份超常能力，他那首诗中所写“天风吹我不能立”状况，一直陪到第四位皇帝，总算没有发生，真是难能可贵。
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七点，到十三日早七点，不足一个对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也应了明代大学士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解缙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 的人生哲学，促使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赶不上他的变化之快。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好运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解缙之不害人，小人之小得光棍。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应该说，明代的解缙，宋代的欧阳修，这两位乡党，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谳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点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失殆尽，但当清代《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是由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解缙来承担。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这时，他也不过34岁，相当于刚成名时的知青作家那种年纪，你能不向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解学士脱帽致敬吗？
然而，实事求事地讲，解缙比之欧阳修，在文章的名声，诗词的成就方面，就差池多了；在文学史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就更为逊色。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代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解学士之死（5）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65岁，而不是44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斥方遒的文字，也许他的满腹精华，文学能量，还能多存留一点在世上。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纵使禀赋优异，天资卓越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息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
接下来，解学士又将赌注下在第四位即将登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