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其实，物质富裕，同样也需要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被清人沈德潜、周准褒誉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诗格亦高古无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处河汊的芦苇荡里，凝视黑暗的远方，努力谛听着桨声橹音，摩拳擦掌，准备营救他的恩师。
陈子龙之死（5）
稍后，这个年青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处死之前，他在狱中与其岳父的一席谈话惊天动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从这篇诀命辞中，可见他对于陈子龙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机劫船，倒是不可思议了。因为，无论陈，还是夏，他们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认输的硬骨头。绝不能以我们常见的那些鼻涕虫来衡量的。
通常情况下，就多数文人而言，在板子还未挥舞之前，骨头就先酥软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常用“打倒”的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还未动手，早吓出尿来，湿裤子一大滩了。
不过，也有个别的，不听邪的，软硬不吃的，死活不买账的，顶让打倒者头疼的硬骨头。在古人中，或许比例还要高一点。因此，如陈子龙这样的勇敢者，很难想象如《明史》所写的那样轻松，一个要犯会由他从容“乘间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话了。
应该是一场绝望的夜战，一场劫法场的混战，一场明显是寡不敌众的殊死战，一场以为打它个措手不及，谁知早有防备的交手战。手起刀落，血肉横飞，船头船尾，厮杀不已。从船舱里纵身而出的陈子龙，手镣脚铐，在舱板上走不脱，逃不掉，只好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在血光刀影中，那两个戈什哈，终于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了刚坐稳的大清王朝，宁可与虎同死，也不能放虎归山。于是，奔上去，扭抱住这个硕伟的，壮实的，咆哮着的，威武无比的陈子龙，跳进塘河。
我想他在落水之前，会对夏完淳大叫一声“撤”的，然而，扑通一声，这位晚明诗坛的终结者，也不知他的弟子会不会听到，一边挣扎着，一边沉没着，手脚捆住的他，最终，饮恨而亡。
从此，这一河碧水，便与这位文人殉国者的英名同在。
我想，陈子龙，这位如同出鞘并刀，锋芒锐利，永不卷刃，无畏无惧，擎天托地的文人，对于需要一点精神的中国文坛而言，这个名字，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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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1）
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
自打秦始皇坑儒，进行批量化屠杀知识分子，有了这个先例，中国文人的日子，便基本上不大好过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好厉害，好厉害。不过，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严格地讲，他（毛指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但秦始皇这样大规模、大范围地收拾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便基本上不怎么好过了。
秦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记载有些语焉不详，那时的那些统治者对付文人，是不是全面整肃过，是不是大开杀戒过，已不得而知。但估计，未必会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去，谁在台上，照样，都是拿文人不当一回事的。
说到底，有史以来的文人，在帝王眼里，不过是一贴膏药。用得着，拿来贴上，用不着，揭下扔掉。跳汩罗江的屈平，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有点呆气，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他爱楚国，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而且很烦他。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硬往上糊。谁知郑袖、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也算是文人的人联手起来，不给他糊的机会。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同行是冤家，如果这位同行胜他一筹，那就更是冤家。
屈原在都城很郁闷，他看人家不顺眼，人家看他更不顺眼。于是，“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最终，只有赴水一途。
不过，应该看到，楚怀王，虽昏而并不甚暴，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虽苛而并不甚虐，算是屈平摊上的一份好福气。遭遇这类混账帝王，顶多不吃香，顶多不走运，顶多顶多将他放逐，也则罢了。不杀头，不要命，甚至不打屁股，不坐班房，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太值得谢天谢地了。如果屈平碰上嬴政的话，估计，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
死，怎么样的死，由朕来决定。
如果屈平落在秦始皇的手里，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想投汩罗江，没门，在骊山挖个坑将他活埋，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位暴君，喜欢坑人。秦赵长平之战，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坑顺了手，他要来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说什么废话，不费什么口舌，挖个坑，推进去，覆上土，掩埋了，简单麻利，多快好省。免去收尸装棺，连坟墓也现成的，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处决文人，是从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
因此，按规矩，可以想象当时在首都咸阳市，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简称为“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于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
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生，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
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 “盛世”， 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文人遭遇皇帝（2）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的，大张旗鼓的，兴师动众的，家喻户晓的，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的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所谓的“盛世说”，所谓的“英主说”，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屁说”，“扯蛋说”。
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低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份要大些，偶发成份要大些，找碴寻不是的成份要大一些。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波一波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