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的一代，相当于诸葛亮、孙权者，为知青后的一代，而相当于陆逊者，则为70、80后的一代，
但中国文学家的早老现象，远高于同龄的政治家、军事家。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精神薰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于权力的攀附，对于权贵的趋迎，对于权势的亲和，对于权位的竞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心态。因而总不安生，总不安心，总不安稳，总不能安于斯地做文做人的情结，弄得中枢神经亢奋，迷走神经混乱，血液流动加快，细胞分裂提速，某种程度上说，从生理上，从心理上加速着中国作家的老化。
所以，无论怎样老当益壮，无论怎样精神癯烁，无论怎样姜是老的辣，无论怎样“庾信文章老更成”……只要一陷入声名的诱惑，登龙的欲望，功利的驱使，名位的追求，圈子的鼓蛊；团契的经营，炒作的用力，自炫的热烈之中，想象之匮乏，感觉之迟钝，才智之退化，灵感之空洞，情感之干涸，文思之衰竭，创造之艰难，风格之鄙陋，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年龄上尚未进入老境，但在文学上已露出衰迈之气中国文人，挣扎也好，扑腾也好，困兽犹斗也好，老黄忠不服老也好，不过，瘦驴拉硬屎，聊备一格，证明他还挂着一面作家的牌子而已。
文学的天空，基本上是靠年青的后来一代支撑了。
新锐之气，势不可挡，方兴未艾，未可限量，要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人人真正称得上是老骥，已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还要强撑着献个什么丑呢？老，不管你欢迎不欢迎，接受不接受，来，是一种必然，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脱。因此，老是一种生命运行的正常现象，老了就得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
不管过去如何辉煌，老之将至，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把位子让给后来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要恋栈下去，贻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让人摇头的，莫过于这些唱完了戏，还不肯卸妆，穿着龙袍，扎着硬靠，在台上台下招摇过市的老人家了。
什么叫作“大江东去”？这就是说，曾经光辉过的岁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挑水的回头，你已经过井（景）了，认识到这一点，着实着实地关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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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建安文人（1）
我不知道在京剧脸谱里，为何给曹操抹了这张白脸？
也许在中国，只有他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文学家，又是爱杀人，尤其爱杀文人的屠夫。因此，这张脸，索性涂上一层大白，你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吧！
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如祢衡，如孔融，如杨修，如崔琰，这四位打心眼里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在表面表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之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于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那四位自我感觉还不错的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
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在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是，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既有诗人的浪漫，既有对故友的知遇之情，更有后来的历朝历代的领袖，未必都能有的投资文化的气慨。蔡文姬回来以后，他给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
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建安年间，在他统治下的许都，文学活动相当热烈，他不仅支持，还亲自参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有过这样一段记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当然是曹操的功绩。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瑒，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刘勰距建安约二百来年，他笔下的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可信和准确的。
文学的发展，时代的###与安定，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起义，九州暴乱，后是董卓折腾，战祸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全在诗人笔下写出来了。打鸣的鸡都没有了，还能咏唱的文人嘛？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
曹操与建安文人（2）
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知识，仇视文明进步的特点，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能打鸣的鸡，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两袁，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在统治者的眼里，这些风头正健，名声响亮的作家、诗人，虽形形色色，帮帮伙伙，好好坏坏，长长短短，但究其政治态度分类，无非三者，拥护皇帝者；反对皇帝者；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者，这其中又有拥护多些，反对少些，或反对多些，拥护少些的区分。第一类，好办，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饵之以利，赏之以名，随班唱和，装点斯文；第二类，也好办，言论获罪，文字有狱，焚书坑儒，箝口结舌。不过，此两类人加在一起，在全部知识分子中，不占多数。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就是指处于这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为历来统治者最感头疼麻烦的一拨。重了不是，轻了也不是，除了独夫民贼，统统地杀，整个社会出现“万马俱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很自然地与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帝王挠头的事发生。
虽然从秦始皇起，所有杀知识分子的帝王，都会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但好像也从未见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过，照杀不误。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是，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到这时候，他无法手软的，于是乎，还是得诉之于杀头这一招。所以，文人在与统治者的这场老鼠逗猫的游戏中，输牌是早已注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杀，《捉放曹》里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也颇教人胆战心惊，但一开始，对那些惹恼了他的文人，倒是尽量避免采取铁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干掉的祢衡，他宁肯用“借刀杀人”计，也不开杀戒。
祢衡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5岁，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征。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达，本以为京华冠盖，一律要向他脱帽致敬。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
当代有些作家也患这种祢衡病，出道后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