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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一案，株连之广，杀戮之众，妻女没为奴婢，家人远流边戍，处罚的狠毒程度，令人发指，但被康熙赏赐所没收庄廷鑨全部财产的揭发者，偷偷躲在一边乐，乐得嘴都合不拢，也是事实。
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的。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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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2）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唯求皇恩浩荡；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庄廷鑨一案，清廷用来大杀那些敢叫板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也因为碰到了统治二十多年以后，仍被非议为窃主中华的异族政权的危机问题。于是，磨刀霍霍。
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1645年（顺治二年）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说自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如受庄案牵连的查继佐，他著的《罪惟录》，一直在夹壁墙里藏到辛亥革命后才公诸于世。可见庄廷鑨想在这个危险领域，捞到些什么，明摆着是在讨死了。
问题还在于庄廷鑨很有钱，钱多了，人就会发烧，就得想办法消费，但他不像别的富家翁，或讨几个小老婆，或养几个女戏子，或盖几处大宅院，或买若干假古董；要不，捐个候补道台，弄个不大不小的官来做做，这些，他都不屑于干，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两种求法，一种是靠自己点滴积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种说来就是所谓捷径了，莫过于买名，只要舍得扔钞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时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给他写传记，一些明星，求枪手给她写身世，一些官员，要记者给他写专访，一些健儿，让左右给他写生平，都宁耐不住地走这条捷径，实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腾的结果。不过，庄廷鑨富而求名，只求文名，虽说附庸风雅，但也雅得大气。颇花费了一些银两，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明史》编纂委员会，甚至邀请了像查继佐那样的历史学家，帮他主持笔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还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事情就是这样的凑巧，正好这部从明朝大学士朱国桢子孙手里买来的《明史》手稿，崇祯一朝史实，付之阙如。因为原作者为明人，写此书时，明尚未亡，他无法预知朱由检最后会在景山歪脖树上吊死，故而他子孙拿出来卖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于是，续作补璧的重任，落在查继佐的头上。根据他著作的《罪惟录》一书，这位有成就的晚明史专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现在很难了解富翁庄廷鑨除了求名以外，是否也有与清廷抗礼的叛逆意识？但查继佐确却是反清复明的坚定分子。于是，在他笔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
我一直在想，庄廷鑨并非目不识丁，会看不出续稿中的犯禁违碍之处？也许，他早先下定决心编纂《明史》，是有意要与官方的史馆，唱唱反调，回归历史的真貌吧？如果是这样，那他可比当代花钱买名的名流，可敬可佩多了。
接着，他又铸下另一大错，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还嫌不过瘾，买名以后，还要借名，在这部已是他领衔主编的《明史》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所以，《郎潜见闻》的作者陈康祺叹曰：“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接着，可怕的小人登场了。时有“归安知县吴之荣”，一个坏透了的小人，因为贪污黩职被革“罢官，谋以告讦为功，籍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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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3）
这位告讦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则是属于丧心病狂的败类了。
如果他拿到这部史书，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懒得告密，看看，放在书橱里，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会跑到琉璃厂书肆去翻找违禁书籍，找不到口实，自然没法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世事之恶，人心之坏，就在他存心挑起事端，好从中大捞一把。吴之荣是知识分子中的最歹毒的一类。不惜以他人的头颅和鲜血，来染红自己顶子，也是古往今来，屡见不鲜的升官发财之道，这个被罢了官的坏蛋，正愁找不到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今等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他有什么理由不出卖同类呢？
他第一次跳出来告，被庄廷鑨家摆平了，因为出版家有钱，买通关节，将书中违碍处改了改，也就蒙混过关了。哪知道，他是那种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毒蛇。第二次又跳出来告，更卑劣无比地将未修改的原版书送上去，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准了皇帝对于文人压根儿的不放心，他抓住这部私刻《明史》中，对满清入关的不敬文字，无限上纲，告一个人还在，心不死，留恋残明，妄想复辟那失去的王朝，这罪名还不够大？
凡是干这种卖人勾当的败类，下手时是一点也不抖的。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
这类小人，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挽胳膊掳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保全方法。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有的收到信封里装着的审读费，有的光听说有好处费还没拿到，结果，吃了大官司。庄廷鑨，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讲生意经，以为挂上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可显出学术品味，二可在图书市场上拥有卖点。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手镣脚铐，押赴刑场，皆做了刀下之鬼。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文字狱”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文人，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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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一曲《长生殿》（1）
小人，是不坐金銮殿的皇帝，绝对不可得罪。据《颖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没有皇帝这一说时，小人就出现了。
如果说，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那么，文人遭遇打着皇帝招牌的小人，那就更为悲惨，不死也得脱层皮的。
康熙二十七年，洪升的《长生殿》问世，这出描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昆曲，在京城演出以后，文人雅士，褒誉有加，市俗大众，交口称赞。于是，满城倾动，一票难求，丽词艳曲，传唱街坊，成为当时天子脚下的一大盛事。
洪升（1645…1704），清代剧作家。浙江杭州人。少时家道中落，后为国子监生，师从名士王士祯。王士祯，号渔洋山人，是康熙很看重的文人，他为自己弟子的这份才华骄傲，当然，也少不了为之鼓吹推广。现在也难以了解究竟是他向康熙提到了这出戏呢？还是这出久演不衰的《长生殿》，口碑盛传，使得内廷上下人等，亟欲一睹为快。总之，这出戏很幸运地被紫禁城点中，准其进宫，专为帝王陛下搬演，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殊荣。
于是，洪升声气大震，文名突起。
当然，如果没有什么小人作乱的话，洪升肯定一帆风顺，成为明日之星，像他老师渔洋山人那样领衔文坛，是一定的了。但文人太出风头之际，极有可能也是易遭小人嫉妒之时。小人这种东西，是防不胜防的，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看你，一清二楚，你看他，那脑门子又没标明“小人”二字，说不定和颜悦色，向你鞠躬致敬呢！就在次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也许太高兴了，也许觉得我们都给圣上演过的了，也就无所顾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