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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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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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久经考验的”,放心不下,斟酌再三,不肯闭眼,不能瞑目。
  这就好比文坛的大师名流,文人墨客,等外作家,鱼鳖蟹虾一样,作品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得正式奖,还是得提名奖;排行榜第一,还是第二或第三;是著名作家,还是知名作家,都会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讨价还价,面红耳赤的。看来,这是“名”之酷爱者的古今同好了。
  所以,尹嘉铨想出来为他父亲请谥,也是名欲薰心,才弄得不安分的。鲁迅先生写道:“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祸。”
  “戒之在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近年来,文坛上有那么一些人,说写得不那么太坏,可以,但绝说不上写得很好。能力有大小,才华有高低,这本也无碍,但一定谋什么头衔,当什么委员,顶什么桂冠,挤进什么排行榜,而奔走竞逐,累得屁滚尿流,巴结攀附,功夫全在诗外,为这个“名”,折腾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而且,不知伊于胡底?
  也许文人更容易为名所诱,为名所驱,所以,尹嘉铨做出令乾隆爷大为光火的事,也就不必奇怪了。
  公元1871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銮,驻跸保定,在籍休致的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表现欲了。当然,这样的接驾盛典,侍候过乾隆的他,怎么能缺席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北眺望,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彪快马,奉圣旨,亟传老臣尹嘉铨入觐。其实他应该明白,官场是很势利的,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只是希望皇帝的眼睛眷顾于他,哪里愿意他老人家出现,而分散皇上的注意力呢?这位道学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来,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博野位于蠡县、安国之间,离保定府,要是有私家车,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配官轿侍候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要不,他就现实主义,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也就天下太平。四月份,雨前毛尖也该上市了,泡杯新茶,与夫人、小妾调调情,也是怪不错的养生之道。
  可是,名欲烧心,使得他坐卧不安。人老了,就像一个老小孩,很拿他们没有办法。这位假道学,去罢,怕人家把他这过气的官僚,不放在眼里,主席台,上不去,贵宾席,没位置,只能跪得远远的,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圣上。不去罢,这就意味着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林下之民,拉架的黄瓜,基本上的无名之辈了,这是他绝对受不了的。又想吃,又怕烫,既自尊,更自卑,那一夜,尹嘉铨光在炕上折饼了。
  苦思冥索大半宵,他终于想出来锦囊妙计,为其老爹尹会一请谥和从祀,是个绝好的主意。皇上恩准下来,不但孝子当上了,风头也出尽了,想到这里,高兴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行宫呈上这份自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奏折,哪晓得名未求着,反倒搭上了一条老命。
  其实,皇帝也未必不小人,乾隆一看,你尹嘉铨不来朝拜,不来面谒,竟打发你儿子来,也太荒谬,太嚣张,也太目无王法,目无纲常了吧?或许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看到尹嘉铨的请谥奏章,马上龙颜不悦,面露愠色。“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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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3)
可接下来,看到尹嘉铨请祀的另一本奏折,打的旗号是请批准本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这当然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然而,发现奏章中这位老先生“名”令智昏,竟敢奏请:“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不逊词句,弘历不是昏君,对如此下作,如此无耻的挟带私货的邀名行径,乾隆能不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尹嘉铨还在家里静候佳音呢?谁知死期已经不远。
  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冯延已的“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这两位诗人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闾,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阻绝,孤陋寡闻。再加上人老以后,脑细胞固化,容易囿于己见,自我封闭。被人总捧着,总抬着,也容易自以为是,自成一尊。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文字狱,都是先有小人举报,然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犯禁诗句,有人举报出来,因为这种影射讥剌,太过显露,触动了清廷种族忌讳的敏感神经,定为十恶不赦。于是,将已死多年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其孙徐食田论斩砍头;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
  最关键的一笔,也是尹嘉铨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对江南大才子沈德潜的处理。算起来,这位已故的礼部尚书,是声望不让其父尹会一的朝廷同僚。尹会一是道学家,沈德潜是诗人兼诗评家,而且还是乾隆做诗的枪手。所以,尹会一虽任过吏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能面见乾隆,得睹天颜的机会很少,沈德潜则不同,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赐平身,可以坐下来与陛下,谈论诸如唐诗和宋词,李白与杜甫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的。
  此人也是太老了的缘故,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第一笔杆,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文人皆喜欢被捧,老文人尤其需要大家捧。捧昏了头的沈大学士,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倚老卖老,为这部诗集的作者写了篇传记,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求名心切,应该从三年前发生的这次文字狱吸取教训。乾隆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妄自尊大,自成一统,是相当反感的。鲁迅先生分析道:“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
  所谓学说,所谓门徒,所谓门户,或所谓流派,或所谓渊源,或所谓圈子,或所谓山头,江湖……说到底,无论过去,无论现在,那些权威,大师,泰斗,名流,老了以后,一定要当老爷子,老宗师,老太爷,老祖宗,就是要大家高山仰止,礼拜赞美,哪怕心脏上了支架,哪怕三天两头住院,哪怕上气不接下气,哪怕明天去见上帝,生命不息,求名不止。名,对他们而言,如同氧气和水,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要让尹老夫子明白,人到了这把岁数,“血气既衰“,应该”戒之在得”的道理,是绝不可能的。名,上了瘾,也是无药可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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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4)
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此人手法,与几百年后的红卫兵批斗走资派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从生活问题,男女关系入手。所谓批倒批臭,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将其批臭之后,不倒也歪了。
  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铨,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假道学,伪君子。
  三堂审讯以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康,雍,乾三朝,迭兴文字狱,血也流得够多的了,杀鸡给猴子看,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大多数文人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
  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就为他老了老了还不知缩手,还想“得”到更大名声的行径,为这个“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尹嘉铨案是个特殊的个例,但《论语》里这句“戒之在得”的古训,对已经到了夕阳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惕励意味,值得深思的。
  

从屈原到王国维(1)
对中国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因此,中国作家通常不大采取这两位大师的极端做法。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 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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