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第6部分

曹操与建安文人（5）
政治家曹操最忌畏的，莫过于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所以，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可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他自诩地说：“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人头落地，曹操还不罢休。在周知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用文革手段把他彻底搞臭。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不论成就多高多大，谨慎谦恭一点，谅无坏处。
　　公元216年，曹操再一次整肃，处死了继孔融以后的士大夫阶层的头面人物崔琰。
　　当年，曹操与袁绍决战，攻入冀州后，他先把这块金字招牌抢到手，以作号召。在中国的门阀制度中，崔姓家族从来在排行榜上居首席位置。一些帝王，都以结亲崔氏的办法，以改变原来的非贵族血统，这大概也和我们当代一些作家，因为工农兵不吃香了，非要装贵族，装家学渊源，装精通洋务状的丑陋心态，同出一辙。尤其后来的一些外邦君主，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非要通过婚姻手段，依赖生殖器来改换夷狄门庭，以求华夏同光，实在是很莫明其妙的。
　　崔琰算不上完全的文人，但是他代表着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虽然归顺曹操，打心眼里不尿，但是，知道刀把子攥在人家手中，不得不低下头来，虚与委蛇，关键在于维护汉祚，延续汉献帝名义上的统治。曹操现在走出称王这一步，他们认为是废帝的前奏，连最后的精神象征，也不复存在的话，就不免义愤。其实，这班人并不理解曹操，他只是当一个魏王，并不想彻底废帝，这种过头反应，使他更为恼火。正好，有人密报上来，说崔琰带头不赞成。于是，要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那就得找这个有知名度的替死鬼，再合适不过。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琰之死，倒是有点文字狱的味道。当时，有一个叫杨训的文人，来不及地上表祝贺曹操封为魏王，做这种文章是很难不肉麻的，要不吹捧，写这捞什子干什么呢？因为杨是崔推荐提拔的，大家笑话这个马屁精的同时，也认为崔所举非人。
　　崔先生沉不住气了，其实，你就在家怡养天年，自求多福多好？高兴的话，喝两口兑冰的威士忌，谈谈风花雪月，何等潇洒。但文人有这种爱与众不同，爱出个风头，爱咬文嚼字，爱表现一番的毛病。从机要室找来杨的奏文，读了以后，还要拿起笔来，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封信，这就是不识时务了。
　　信中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三国志》里留存下来的“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这一句，就足以使他招灾惹祸。曹操勃然大怒，什么意思，从官渡之战起，我延聘你为我的别驾从事，到今天快二十年了，还一脑子变天思想，我岂能饶你。
　　尤令曹操愤怒不已的，是他在《赐死崔琰令》里所写的“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那股不买账的劲头。老实说，无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会反对下属在背后进行非组织活动的。已经把你关起来了，还和当年的孔融一样，与这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斐多菲俱乐部，那还了得？好！先摘了你俱乐部主任的脑袋，再收拾那些跟你来往的人，为你说情的人，看你们还能笑得起来？虽然，事后，阿瞒也觉得这次对于文化人的打击，有些扩大化，但也不打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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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建安文人（6）
看来，枭雄老矣！人一老，必惧怕老，不甘于老，就会失去幽默感，一旦如此无趣无味起来，可想而知，就不会有任何最起码的宽容。如伍子胥所说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也在所不计。脸皮一抹，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在他死前的几年里，多次大规模的镇压，杀人无算，把汉王朝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荡涤一空。
　　到他死前一年，公元219年，到底把他始终不甚放心的杨修，送上断头台。
　　应该说，他不会善待杨修，因为杨修是杨彪的儿子，是袁术的外甥，这两位都是曹的劲敌，如此底子潮的人，他敢于使用，据《典略》称杨修：“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曹操）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宜。”看来，人们一直认为曹操杀了这个能够摸透他心思的杨修，出于嫉妒，事实恐怕不尽如此。
　　再则，如果曹操戒畏这个年青人的话，不会允许曹丕、曹植与之来往，任其出入宫禁。“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三国志》里说到对于一些忤恶曹操的人，他从来不轻易放过：“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凡遭曹操忌恨的人，立竿见影，不假宽贷，通常不会有好下场。因此，很难设想，将这样一个他嫉恨的人，留在身边近二十年。
　　评点过《三国演义》的李卓吾先生则认为杨修之死，咎由自取：“凡有聪明而好露者，皆足以杀其身也。”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孔雀因羽毛送命，狐狸因裘尾被猎，杨修的才华过分外露，有可能得到曹操的欣赏，也有可能引起曹操的反感，谁都知道，唯才是用是曹用人的一贯政策。因此，我想，拖到他死前一年才处置杨修，可能是这位进入晚年的政治家，压根儿还是为他身后接班人的安危考虑，从大局出发的。封建社会中每一次政权的更迭，帝位的争夺，都会伴随着一场血风腥雨。
　　他不得不把他深深欣赏的，可也已经深深卷入宫廷斗争之中的杨修干掉。
　　杨修和他的儿子曹植，已经到了“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的密不可分地步，显然已非一般的彼此唱和的文学沙龙式交流，而是出谋划策，纠集势力，形成反曹丕的政治上的共同体，曹操何许人也，他有情报系统，这些“牧司爪牙使”，随时向他呈报宫廷政治动向，像这样的危险分子，曹操不能不忧虑，一旦他不在人世，便不可控制，将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据《三国演义》，在曹操的指挥部里，杨修的职务并不高，看来，曹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祢衡、孔融、崔琰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罗贯中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抢班夺权，颇出了一些臭主意，又都被曹操拆穿，随便找了一个泄密的理由军法从事。这就是《典略》所说：“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历史的任何一页，都会翻过去，说来说去，有一点值得记取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无论政治家，文学家，不管是谁，必须要有真本事，才会永远。
　　否则，都是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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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和阮籍（1）
鲁迅先生认为，这两位文人，“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骄视俗人，当然是无所谓的，骄视当朝执政，就有吃不了兜着走的结果。
　　“竹林七贤”中的这两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浆糊”，“无厘头”，而嵇康的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不逊不让，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犯嘠”，“槓头”。
　　当时，司马氏当政，这两位文人不开心。因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篡夺曹魏政权。虽然，阮籍于高贵乡公在位时，封过关内侯这个虚位，任过散骑侍郎这个闲差，虽然，嵇康娶了长乐亭主，与魏宗室有姻亲关系，还任过中散大夫，但是，阮和嵇，并非特别坚定的，要誓死捍卫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应该说，谁来当皇帝，这两位已经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可他们，是有头脑的文人，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视若罔闻。第一，司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进逼，之欺软凌弱，之凶相毕露，让苟延残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过份了，太不像样子了，因此，很是看不过去。第二，司马氏大权在握，箝制舆论，镇压异己，不择手段，弄得社会紧张，气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嚣张了，太过份了，所以，很心烦，很厌嫌，这两位很有点脾气的文人，便产生出来这种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