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她的文笔和行事观察，都看得出她刚毅的性格；她聪明、活泼，却从不自觉高人一等。”
1936年林太乙已经10岁了。这一年林语堂携家离开上海到了纽约，不久他们全家又到了欧洲。太乙她们姐妹虽然在外国的中小学读书，可是林语堂总是教她们学习中文，向她们介绍中国文化，为她们打下了厚实的中文基础。在林太乙13岁时，就与姐姐和妹妹一起合写了一本《Our Family》，在美国出版了，后来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叫《吾家》。在林太乙17岁时，独自创作了英文小说《战潮》。第二年太乙中学毕业时，林语堂劝她不必考大学，父亲对她说：“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有了这一点，什么学问都可以学得到。”于是林太乙高中毕业后，就以高中的学历应聘到耶鲁大学中文系去当教师了。
后来林太乙与他父亲一起创办过杂志《天风》，还应邀出任过《读者文摘》的总编辑。她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写作，相继出版了英文小说《金盘街》及《丁香遍野》等三本小说，被译成八种其他文字出版。
父亲对林太乙的影响，不单单是在文学创作上，更重要的是怎样做人。林语堂常对她说：“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为的重要在文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林太乙不负父望，承继了父亲的事业，在写作和传扬中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受联合国文教组委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出版。
1988年林太乙提前退休，与丈夫黎明定居美国，专事写作。她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写了《林语堂传》，编纂了《语堂文选》和《语堂幽默文选》，并将林语堂曾经畅销欧美的作品《生活的艺术》重新整理出版。在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中，林太乙最为杰出地承续了林语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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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关系，起始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的旧交。张印塘是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曾任安徽按察使。1853年太平军大军入皖，李鸿章父子受命回安徽办团练。李鸿章与张印塘是在共同*太平军时结为患难之交的。1854年张印塘与石达开作战期间，病死在徽州，李鸿章出于对老友的怀念，资助张印塘的儿子张佩纶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河北丰润县。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生于1848年，河北丰润县大齐坨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27岁时擢升为“侍讲”。张佩纶为人刚直不阿，经常议论时政，上呈奏章，与陈宝琛、张之洞、吴大澂等人合称“清流派”。李鸿章很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张佩纶的庶母病故时，李鸿章也曾资助他白银千两，作为运灵柩回乡安葬和守孝之需。
在张佩纶故乡守孝期间的1879年，李鸿章邀请张佩纶来到天津充当幕僚。张佩纶同李鸿章的另一幕僚薛福成一起，为天津海防建设出谋划策，讨论了组建海军、修筑铁路和加强天津海防等问题，对李鸿章推行洋务很有启示。1883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与李鸿章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通信往来，互通消息。当时李鸿章推行洋务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张佩纶、张之洞和吴大澂等人却极力鼓吹办洋务。清廷最高统治者批准成立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组成开平铁路公司、收购唐胥铁路、扩修胥各庄到天津的铁路，以及在台湾招商引资，修铁路等举措，都与张佩伦等人的多次上书奏章有直接关系。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办理海疆事务。他到福建时，法国军舰已经进入马尾港停泊。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抗法心切，将陆战战法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集结战船兵力，冀图孤注一掷而取胜。结果，开战不到半小时，福建水师战船几乎全被法舰击沉。战后，张佩纶遭到弹劾。年仅37岁的张佩纶被遣送察哈尔、张家口充军三年赎罪。
1888年，张佩纶结束了三年的充军生活，返回天津。正当张佩纶仕途蹭蹬之时，李鸿章再次接纳他为幕僚，主管文书。当时，张佩纶的妻子病逝不久，李鸿章遂将自己的千金李菊藕许配给他。当年，张佩纶40岁，李菊藕22岁。他们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准备出任前敌统帅带领军舰迎战，张佩纶出于他的马尾失败教训，坚决阻止，结果两人闹得如同路人，甚至这个郎舅竟然想杀掉妹夫。后来李经方联络御史联名上书皇帝，要求弹劾张佩纶。因此张佩纶只得携妻南下南京。第二年清军战败，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佩纶闻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直陈自己的反对意见，却没有被李鸿章所接受。此后，李鸿章两次保荐他回京任职，他都坚辞不就。于1903年在南京因患肝癌病故，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终年56岁。“*”初期，红卫兵挖开张佩纶夫妇的陵墓，他们的遗体还没有腐烂。红卫兵用锹镐将他们夫妇的遗体捣烂，令人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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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郑正秋原名郑芳泽，号伯常，祖籍广东潮阳，1889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他在读中学时就接触到新文化，对刚刚传入上海的新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913年他与张石川一起编导了电影《患难夫妻》，成为我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创办新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积极推进新剧活动。还与张石川一起创办明星电影公司，由他编、导、演的影片达到50多部。
他的儿子郑小秋，原名郑鸿彬，生于1910年。1922年其父郑正秋导演《劳动与爱情》时，需要几个孩童在一个水果摊前跑跑跳跳，小秋就被选中。这次演出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成了他进入电影界的敲门砖。
1923年正当明星公司陷于困境时，郑正秋和张石川编导了一部儿童影片《孤儿救祖记》，由郑小秋担任主角，饰演一个12岁的儿童余璞。他不负众望，将一个纯朴、机敏的儿童表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公演时不仅他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也为明星电影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当年有“《孤儿》救（明星）公司，《孤儿》救（中国）电影”之说。从此，他的艺名郑小秋就替代了郑鸿彬，成为电影界的一颗童星了。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也鼓舞了郑正秋。从1923年至1926年，他又相继摄制了12部儿童影片。其中的《小朋友》、《好哥哥》、《一个小工人》、《苦儿弱女》等都是由郑小秋主演的。因而郑氏父子被誉为我国早期儿童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小秋开始介入成人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初，他相继主演了《火烧红莲寺》、《空谷兰》、《碎琴楼》、《红泪影》、《啼笑因缘》等影片。他还与著名影星胡蝶、宣景琳联袂主演了影片《姐妹花》。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的农村木匠桃哥的形象，质朴、忠厚，给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1933年夏衍加盟明星公司之后，郑小秋主演了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春蚕》，他的演技得到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向封建观念挑战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他的表演水平也达到了新的境界。
1935年7月郑正秋病故后，郑小秋子承父业，开始担任导演。他起初作为张石川导演的助手，导演了《压岁钱》、《女权》等影片，这是他导演生涯的处女作。
抗战爆发后，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他无力重振父业，但作为长子，只得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他相继受聘于国华影业公司、金星影片公司为导演，拍摄了《碧玉簪》、《夜明珠》、《新美人计》、《花溅泪》等影片。在日寇统治下，艰难度日，维持全家的生计。抗战胜利后，他为大中华和大同等电影公司导演了影片《秋水伊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与洪深联合）、《欢天喜地》、《热血》、《梨园英烈》等影片。他导演的这些影片思想健康，体恤民生，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同时在艺术上很注重在脉络清晰的故事结构中，创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他开始致力于科教片的导演工作。我国的电影界没有制作科教片的经验，但经过郑小秋的积极探索，摸索出一套宝贵的制作经验。他先后导演了40多部科教片。其中的《水土保持》（与方徨合作）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奖；《中国武术》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保养耕牛》、《粮仓典范》等科教片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为农业服务奖。
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曲目。他们分别出自一对父子之手，为前者谱曲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曲家陈歌辛，而主创《梁祝》的是他的大儿子陈钢。
陈歌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音乐才子”、“歌仙”之美誉，到新中国成立后初期还被推为“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苏联爱情歌曲《红莓花儿开》的作者）。他1914年9月出生于上海，原名陈馨砚、陈昌寿，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诗歌，曾从师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和声乐、钢琴、作曲及指挥。他很喜欢民歌，经常到浦东农村去听农民的车水号子、打谷号子和打夯号子，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歌辛”，意思是“为辛苦的劳动者而歌”。因此，他创作的歌曲，大多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浓郁风情。
陈歌辛毕业于上海的格致中学，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音乐完全是靠自学。从1932年开始，在上海洋泾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