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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文学，他们的观点也一致。对于当时出现的新诗，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应该讲究“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而不能写得俗如白话。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闻一多写了《冬夜评论》，梁实秋写了《草儿评论》。可是这两篇长文投寄出去，却一直没有回音。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耿耿于怀，激愤于没有对社会发言的机会。不久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知道了他们的苦衷，就赞助100元钱，将这两篇评论长文出版了。随后，他们分头开始了诗歌创作，旨在用诗的实践来体现自己的诗的美学观。闻一多将自己的新诗编为《红烛》，梁实秋将自己的新诗编为《荷花池畔》，还请闻一多为这本诗集设计了封面。闻一多本想将这两本新诗集一并推出，不料梁实秋中途变卦，被闻一多誉为“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兹”的梁实秋，也就没有在现代新诗画廊上留下自己的大名。
第二次是在美国。1922年闻一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绘画，第二年梁实秋也到了美国，在科罗拉多泉大学就读。闻一多得知后，马上办理了转学手续，来到“科泉”与梁实秋同窗。梁实秋攻读英文和文学理论，选修美术；闻一多学习西方绘画，选修文学。共同的爱好和兴趣，将他们连接得更为亲密。他们从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在房东家包伙食，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共同钻研诗文和艺术，度过了近两年的“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惬意生活。1924年暑假，闻一多要去纽约继续深造绘画，梁实秋要去波士顿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他们结伴东行，在芝加哥依依惜别。
第三次是在青岛。闻一多和梁实秋先后于1925年和1926年回国后分别在南京的大学教书。1927年由于国内形势动荡，他们都来到上海，参与了与徐志摩一起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期刊的工作。后来杨振声受命筹建青岛大学，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到青岛大学分别主持国文系和外文系，他们就一同来到青岛。
在青岛他们住得相距不远，闻一多去学校时，要经过梁实秋的住处。每次闻一多到了梁家门口，就唤他一起走。平时也结伴观沧海，游崂山。
“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纷纷要求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当时学校一片混乱。闻一多在校务会议上提出开除闹事的学生，以便“杀一儆百”。不料，学生们闻讯，将矛头指向闻一多。在校园里出现了一条“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的标语。还有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在一个教室里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龟兔赛跑，题为《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问梁实秋说：“你是哪一个？”梁实秋说：“你选剩下的就是我。”此后，杨振声被迫辞职后，闻一多也离开了青岛大学。梁实秋则在1934年7月才离开青岛，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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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卸掉的精神包袱：胡风与巴金
巴金与胡风是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友。胡风比巴金低一个年级，但却是在一个大教室里上世界历史课的。而且胡风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很有名气。因此巴金也认识胡风。
1935年9月，巴金从日本回来后，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有一天偶然遇见胡风。老同学一见如故，从此渐渐地熟悉起来。
1936年10月22日为鲁迅先生遗体在万国公墓下葬时，巴金和胡风都是扶灵柩的人，胡风还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务，有些零星开支都由他负责。下葬那天，胡风身上的钱给人扒了去。巴金知道后，第二天，就以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稿费的名义给胡风送去一笔现金。
抗战爆发后，巴金和胡风都到了重庆。他们虽是好朋友，但巴金关心的是创作，对胡风发表的一些关于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很少读。他们聚会时的交谈也很少涉及文艺理论问题。巴金对胡风办刊物，出版青年作家丛书来培养人才很敬佩，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有一次巴金问胡风：“为什么有人总对你有看法？”胡风很爽快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巴金觉得他的话涉及的问题较为敏感，就没有继续交谈下去。他们的不同性格最终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果。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胡风调到北京。此后，巴金每次到北京去，都去看望胡风。1955年在批判胡风的斗争中，巴金先后发表了三篇批判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成为巴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尤其是最后一篇批判胡风的弟子路翎的文章，让他因此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
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巴金读后很喜欢。可是在批判胡风的高潮中，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但不写又很有压力，于是就挑选了路翎的这篇小说做靶子，予以批判。可是当《人民文学》将这篇批判稿子发表出来之后，面目全非，出现了很多他没有写进去的政治术语，上纲上线，十分吓人。巴金读了十分不满，可是第二天，一个朋友告诉他，胡风的问题已经升级。如按原文发表巴金会成为批判对象，刊物也会受到牵连。编辑的上纲上线倒是给巴金帮了个大忙。但巴金一直为这事内疚于怀，觉得是“向着井口投掷石块”，表示“决不能宽恕自己”。
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再一次见到坐在轮椅上的胡风，面容憔悴，双眼无神，表情木然。巴金眼里顿时涌出了惭愧的泪花，十分歉疚地握着胡风的手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
宗派情绪的恶果：胡风与周扬
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其矛盾的渊源乃是30年代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
“左联”自1930年3月成立后，由于成员复杂，一直存在着宗派活动和人事矛盾。鲁迅对此十分不满，逐渐减少了参加“左联”的活动。到1933年，负责“左联”领导工作的周扬、夏衍等人越来越不重视鲁迅的意见，并形成了矛盾尖锐。
1933年胡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而被驱逐。回到上海后，他就加入了“左联”，并担任了“左联”宣传部部长，不久改任书记。由于胡风与鲁迅关系密切，使得周扬等“左联”权力人物心中不满。后因“左联”成员穆木天和韩侍桁揭发胡风拿国民党的法币和苏联的卢布，使胡风处境很尴尬，愤而辞去了左联书记职务。从而为胡风与周扬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1935年周扬、夏衍等人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王明的意见，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意在结束左翼文艺多年来的努力和抗争。随即出现了“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逐渐形成了“国防文学”派。
1936年4月27日，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冯雪峰来到上海，向左翼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他与鲁迅、胡风谈到“国防文学”口号时，他们认为没有体现出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冯雪峰提出：“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征得鲁迅的认可后，就让胡风写篇文章提出这个口号。胡风很快就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短论，发表在《文学丛报》上。胡风的文章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丝毫没有争辩的意思。然而，由于观点的分歧、个人的纠纷和左翼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作怪，周扬等人却反映强烈，立即组织力量围攻，从而引发了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周扬一伙对胡风这篇文章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表现他们的觉悟和趁机扫除异己。胡风决定回击，被雪峰压住了；抱病的鲁迅只得对“打上门来”的“斗士们”声明，口号是他要胡风提的，但对方还是不能偃旗息鼓，最后，雪峰告诉周扬说，口号“是我提出来的”。周扬立刻声色俱厉地说：“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虑，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两个口号”之争，因为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中央高层的干预，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各方面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告结束，但是已经形成的嫌恨与仇隙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由此埋下了祸根。此后的几十年间，握有文艺界领导权柄的周扬与胡风形成的长期对立、较量、论争，以至新中国成立后演变为一场重大的文化剿灭的悲剧，都是渊源于这次论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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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风与舒芜（1）
舒芜是通过路翎认识胡风的。舒芜原名方珪德，安徽桐城人，出身于一个家学渊源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断了高中学业，以教书谋生。他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被称作自学成才的才俊。由于家庭的影响，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很感兴趣，但同时又喜欢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散文。
在1930年代胡风是鲁迅的得力助手，也是很有名气的左翼文艺批评家，特别是他主编的《七月》杂志更在文学青年中很有影响。1940年代舒芜在重庆时，胡风也在重庆。舒芜敬慕胡风，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让他的朋友路翎将自己研究墨子的论文，转给胡风提提意见。胡风自知对墨子研究不足，就请研究墨子的朋友陈家康审阅。陈家康读了舒芜的文章，认为写得不错，就告诉胡风可以约舒芜见面，他们才得以相识。后来，舒芜写成了哲学论文《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等多篇文章，都是经胡风推荐给《文风》、《中原志杂》和《中苏文化》等杂志发表的。随着他们接触的增多，胡风建议他在这动荡的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