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忌讳- 第3部分

　　　　楷书历代名家名帖很多，忌都去临摹和学习，那样会变得芜杂、混乱，当然精力也不够用。费先生说必须“专攻一家”：“先习楷，重点临一家，或一碑，或一帖，也须兼临些他家，这样既有某家（或某碑某帖）特色，也有其不同处。”

　　　　重点临学一家，或一碑一帖，再兼及别家，并融会贯通。主体面貌让人一看明白出自何家何碑何帖，细辨又有他家的笔意、风致。只临习一家一碑一帖，没有任何变化，则称之为“书奴”，亦为大忌。楷书如此，行、草亦如此。

　　　　弘征年长我十岁，已七十有余。他诗文俱佳，精于治印，书法上篆、隶、楷、行、草皆能，但历年来主攻汉简、楚简，再融入他体的营养，形成了独特的面目。

　　　　与施杰云同居一城，与他交往几十年，他的书法广受关注：楷书以欧阳询为主，行书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主，草书主学孙过庭的《书谱》，再兼顾各家之长。

　　　　成绩斐然的书家，忌胸无点墨，忌孤陋寡闻，忌不懂诗文。当今不少书家一开笔作书，便是古贤人语录，便是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名篇、名句，自己的“话”一句也不见，便让人轻视。现当代书家中的鲁迅、郭沫若、启功、郁达夫、王一川……字写得好，同时兼有作家、诗人、学者的身份，书写的内容多出自己心，真正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两美互映，让人钦服不已。
治印的“三病”与“六忌”
　　　　我国印章历史悠久，据可靠资料，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已盛行刻字技艺（如甲骨文）。《尚书》载：“汤以印与伊尹”，可知商代就已风行用印章了。周代的印章（称为“周玺”），多以青铜为材质，上刻的文字为“籀书”。秦代由“籀书”演变为“篆书”，印文自然多为篆字。秦印一般分为“官印”、“私印”（私人姓名印）、半通印几种。

　　　　汉代印章达到空前的灿烂辉煌，印文以白文（阴刻）居多，由“小篆”演变为“缪篆”。特别是“官印”，篆法平直方整近似隶书，浑厚古朴，外朴内巧。而汉“私印”种类繁多，从印文制作来看，有白文、朱文（阳刻）、朱白文相间、回文印、图案边印、肖形印等；从形式上看，有一面印、两面印、多面印、母子套印、巨印等；从字意来看，有姓名印、别号印、吉语印等。齐白石曾说：“刻印，其篆刻别具天趣胜人者，惟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乎千古。”。xjqi。

　　　　中国的篆刻艺术，到了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印学书籍纷纷出版，而且形成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印派，名家辈出，逞一时之盛。

　　　　吴昌硕，为近代罕见之诗、书、画、印全精大师，堪称四绝。他精善周代石鼓文，善以金石文字的笔法来写字、作画、治印。他的篆刻艺术气魄雄伟、天真浑厚之处为以前名家所不及，被称为近代印林大家。

　　　　齐白石，“他以木工刀法用于篆刻，形成了雄壮、爽快、肯定的风格。苦学秦汉，特别是对汉官印中的将军印、急就章有突出的心得”（陈寿荣《怎样刻印章》）。

　　　　刻印，又名治印，因自古治印多用篆字，故称“篆刻”。古今说到好的刀法，有三个要素：一曰“准”，在用刀时看准笔画的边线，不可马虎；二曰“狠”，下刀有气魄，一气呵成，凌厉凶狠。三曰“匀”，和书法一样，要有起笔、收笔，行刀讲究用力匀，一刀到底，收刀时要稳要慢，力避“失刀”。

　　　　治印“三病”为：见闻不博，学无渊源；偏旁点画，凑合不纯；经营位置，妄意疏密。

　　　　“六忌”为：一忌“光”，笔意刀法全无，只求整齐；二忌“滑”，不认真写印稿，草率行刀；三忌“板”，生硬板滞；四忌“匀”，横竖如一（方块病），不求古致；五忌“弱”，毫无气魄；六忌“粗”，苟且了事，有伤大雅（见《怎样刻印章》）。

　　　　篆刻，是书法、绘画、雕刻三结合的艺术，而书法是最重要的，刻印犹如作书，讲究结构、章法、笔法、刀法，虽为刀刻，却具书意，因此有“铁笔”之说。

　　　　齐白石的《论印》诗写道：“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快剑斩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

　　　　译成白话为：世人治印，有的做作，有的死摹古人，有的不是刻而是“刮”与“削”，甚至刮削得如虫蚀剥落的模样，看不出笔意，若提倡这样错误的治印方法，令人发愁。我们不趋此风，讲究“刻”和“写”，似英雄斩蛟，似快刀割玉，果敢而痛快。

　　　　篆刻以篆文为主，故需通晓篆文，忌误刻、错刻。

　　　　篆刻以厚重为最佳之境，忌脱离汉印深稳厚重的基础，去追求无根无源的“新”与“奇”。

　　　　著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卒于1963年），其寓所名为“三长两短斋”，“三长”者：诗、书法、治印；“两短者”：画与词。他认为“三长”中，以治印为第一。沈禹钟老先生曾评其治印：“三长两短语由衷，自许平生印最工；巨刃摩天空一世，开疆拓宇独称雄。”
题款、钤印须用心
　　　　一幅书画作品完成了，书画家还有最后的两道工序：题款与钤印。别看是简单不过的事，他们往往十分用心，力避粗率、轻狂、随意，否则会影响整体效果，导致前功尽弃。

　　　　“题款，又名落款、款题、题画、题字，或称为款识。款识，是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颜师古注释《汉书？郊祀志》‘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中的‘款识’说：‘款，刻也；识，记也。’又有一种说法，认为阴文是款，阳文是识。张世南在《游宦记闻》中说：‘款谓阴字，是凹入者；识谓阳字，是挺出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钟鼎上的文字，在外为款，在内为识。《博物图》中说：‘款在外，识在内。夏器有款无识；商器无款有识。’中国画上题款的称谓，就是从钟鼎彝器铸刻款识移用过来的”（沈树华《中国画题款艺术》）。

　　　　国画、书法的题款，一般来说，要写上完成作品的时间和作者的姓名，叫做“单款”。如果是赠送他人的，则要写上“××雅正”、“××正腕”之类文字，谓之“上款”；再写完成的时间及作者姓名，谓之“下款”，总名为“双款”。

　　　　款式有多种，曰“单款”、“双款”、“长款”、“穷款”。题写的文字很多，为“长款”；单落一姓名或只钤一名章的，为“穷款”。

　　　　题款有一些禁忌，是必须回避的。不管是画和书法，忌讳题写的位置不对，不能破坏画面、书面的总体效果，不能喧宾夺主；字的多少、大小以及选择何种书体，都必须认真考虑。忌题写内容文理不通，或任意发挥，离题万里。题款必须遵循这样几个原则：化实为虚，平衡画面；拦边封角，以求聚气；因势随形，加强气势；文字精粹，相得益彰。

　　　　如果是赠人之作，要体现谦逊之风，称谓、行文要得体；书写时，不可“上款”、“下款”并头，以暗示自己不肯居人之下。如齐白石为人贺寿所作之《仙桃图》，“上款”为“逸菴老人正画”。“下款”低“上款”两字的位置，为“九十九岁白石”。“正画”，即请你指正我的画。

　　　　题完了款，再钤印。钤印，就是盖印章。

　　　　钤印亦有基本的要求：

　　　　印章应与国画（包括书法）风格协调。如大写意笔墨粗犷的画，应钤比较苍厚古拙的印章，工笔画宜钤比较秀丽柔挺的印章。

　　　　钤名章应在作者姓名下面或适当靠近的位置。“押角印”（闲章）钤在作品适当的下角；“引首印”（闲章）钤在款识上首的适当位置。

　　　　名章的大小，一般来说，应和款字大小相等，或略小，切不可比款字大。

　　　　此外，喜欢收藏字画的人，往往在字画上钤上“鉴藏印”，故钤印的位置要再三审视，禁忌破坏画面。尤其是字画数次换主，如果各人都钤上“鉴藏印”，又没有适当、多余的位置，便把好端端的作品玷污了，是为大忌。

　　　　好友施杰荣，集画家、书家、印家于一身。几十年来，见我喜欢画画写字，给我刻赠过不同规格、不同形状的印章十余方，名章、闲章、肖形印俱备。加上其他师友，如李立、弘征、徐耕圃、楚石、吴超、吴志明……所赠之印，林林总总有近五十方之多，故我无论作何种规格的字画，都可钤上与之搭配的佳章好印。
新闻必须真实可信
　　　　我曾在一家党报供职多年，自谓是“报人”。新闻（包括消息、通讯等样式）除注重舆论导向之外，最忌讳的是虚假。新闻的关键是真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皆不能弄虚作假、张冠李戴、夸大缩小、耸人听闻。

　　　　新闻是“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所作的报道。要求迅速及时、真实，言简意明，以事实说话”（《辞海》）。

　　　　故新闻工作者注重的是深入现场，认真采访、调查，反复核实情况，然后才动笔写作。尤其是一些突发事件的现场，艰苦危险，亦毅然前往，以亲见、亲闻为快事。

　　　　著名报人冯英子，出版了他的《报海旧闻》一书。书中有一文《曾虚白与〈大晚报〉》，记叙了曾虚白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同仁刻意办报，并造成很大影响的事略。“曾虚白经营《大晚报》极为出色，在编辑方面，一是抓重大报道，一是抓社会新闻，例如“一？二八”之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大晚报》即派出记者赴战地采访，作详细报道。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在苏州高等法院开庭时，我兼任《大晚报》驻苏州记者，报社即派邵宗汉来找我，指示采访七君子新闻。《大晚报》广泛参加当时的社会活动，团结了作者。”

　　　　在解放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对新闻的管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