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逃过此劫，这也是中日恩怨纠葛的一段插曲吧！
1938年底，柳龙光到《华文大阪每日》就业，我们脱离了《大同报》，转场在阪神线的西宫镇安顿下来，我得到了自由阅读日本文学的机会。说起来，也许是种缘分吧！我首先选中的作家是夏目漱石，不是因为我对他有了了解，只是由于他的名字，因为中国形容知识分子不恋物质、热爱自然时有一句成语是枕石漱流，也颠倒用作枕流漱石。这个漱石的命名使我与作者有了相通的感觉。我读了他的《我是猫》，他那幽默辛辣的笔触批判了现实社会的庸俗与丑恶，我借用他的观点来观察社会时，也觉得目光犀利起来。他的《门》中的两性观点和我郁结在心的女性情结也有某些合拍，不过，我不喜欢他的《心》，读了两次都没有终篇，可能《心》那消极渐趋老年的灰色情绪与我当时的年龄和社会体认都不搭界吧！
这段时间，我也浏览了日本文中介绍西方的一些篇章，这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柳龙光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在《华文大阪每日》上辟了一个专栏，题名为“海外文学”。我翻译了两三篇，印象深的是德国人黑塞写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懂得了兽语，因之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与不平，结果被作为疯子送进了疯人院。很可能我是感到了说真话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才选了这篇小说的。
音在弦外（3）
这一时段，我的创作也进入了高潮，不敢也不能触及民族被压的大环境，积压在心中的对妇女的同情之火烧得我不吐不快，夏目昭示给我的“暴露真实”成了我的价值取向。我陆续写了《蚌》、《鱼》和《蟹》。真正的是一种淋漓的感情宣泄，使我体认到了创作的喜悦。
从日本回到北京之后，我翻译了丹羽文雄的《母之青春》，是在一种既志愿又无奈的情绪下执笔的。丹羽是日本命名为“笔部队”的成员之一，他为战争摇旗呐喊，我不愿译他的这类作品，他又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我选择《母之青春》，因为书中讲的是母女两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这和我的主题相近。我还有一点私心，想《母之青春》也许能够冲淡中国人对丹羽战争文学的厌恶吧！包括我在内。
翻译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出自同样的心理。石川的《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效果可能与他的愿望相反，因为他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兵在中国的暴行，从侧面为侵华战争的残酷做了真实的注脚。随着战争的推进，我已经悟到了日本文坛也和我们一样，有“从政”和“为民”的分歧；从政的《白兰之歌》很快就销声匿迹，暴露真相的《活着的士兵》则留存了下来。
《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又仔细地看过袁犀的得奖作品，他也没讲日本人的事，我仿佛找到了答案，这是从文学角度做了定论的，因为用文学来阐述真实、宣扬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是作家的天职。而且，我隐约地觉得，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是强弩之末，日本人的情绪也从战争的狂热中冷却了许多，敏感的日本作家们肯定也感触到了这一点，尽管这样想，我仍然没有去领奖。
这时，使我经常思索的是：什么才是中日民族间的真正交往？漱石小说中的一句台词（出处在哪里，想不起来了）“有理想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路”，这引领了我；在日本接触到的日本女人那敬业、勤劳、忠贞的美行，这使我念念不忘，我认定：同样受着儒教的大男子主义对待的日本女性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共同的心愿是盼望安定、幸福的生活。我的路应该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化解中日仇恨的工作，战争别管多久终归是要过去的。
那时，在北京出刊的日文杂志《燕京文学》有很多富有生活意韵的小品文刊出，这正合我的心意，《母系家族》在《妇女》杂志刊出后，我接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都认为这是中日妇女间的真正沟通。我选了细川武子的少女系列，和饭冢朗的家庭系列，译出后在《妇女》杂志上刊载，也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在日本时，写的文字是阐述中国人的情感，而细川她们住在中国，写的是日本人的事，描述的是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其实文学的根本就在于你的故国情怀之中。
停笔22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又一次接到了一件奉命文学（性质当然完全不同于接受《白兰之歌》之时），中国的研究日本的权威人士孙平化，把讲述中国茶在日本落地生根的小册子委托农业部找到了我，希望我为中日交往中这段历史佳话作贡献。这本中译本的《茶史漫话》（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在我们的农村读物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还没有完全从那场不该有的“革命”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卞立强先生的家中发现了釜屋修点评赵树理的论文。这本书的题目惊震了我，是《光荣的崛起，悲惨的死亡》，这满怀同情的话语，使我迫不及待地翻译起来，先后在不同刊物上刊出了部分章节。最后，由北岳出版社出版，还附有釜屋撰写的赵树理与日本农民作家伊藤永之助的比较论文。伊藤访问中国时，赵树理曾和他同座，伊藤写的小品《相见记》也在我们的报刊杂志中刊出了。赵树理曾给伊藤当场书写了孔子的名句“有朋自远方来”。
我的工作单位，有很多日本讲谈社等出版社出刊的画册。我很喜欢。我译了多篇，反响不错。
这之间，渡边澄子教授来北京访问，送给我她的著作，这使我很开心，因为这证实了我的想法，用女人们的相通来化解中日恩怨是条不错的路。我用她的《田村俊子传》写下了袒露事实的《两个女人和一份杂志》为我们的地下党员关露平反作证，澄清了罩在关露和中国人的好朋友左俊芝（田村俊子）头上的迷雾。
我看了石川编剧的电影《金环蚀》，他剖析金钱左右政治，政治腐蚀灵魂的这部正剧，彰显了作家的良心。我为石川抛却了为政的无奈，回归了文人的良知而庆幸。
总之，日本文学给予我的启示和滋养成了我一生的财富，祝愿我们之间的沟通进一步深入，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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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丁景唐、丁言昭信 一
景唐乡兄：
我在节日的假期里，如你所预期，读到了你温馨的来信。不过狂风没有忘记北京，沙化了的塞外草原也仍然眷恋着北京；假期中，风来了，沙也来了。从窗纱渗进来的荒漠的细沙，擦去一层，又覆上了一层。正像生活中的琐细一样，擦也不尽。你这位实际上是在江南长大的男士，怕是没有这样的经历。风扬着沙、沙随着风，完全是种躲不开的困扰，使你无可奈何。
读了你的虹口记事，特别是你的题记：“同一片蓝天下，同龄人的少男”，使我苍凉丛生。更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能相信关露，能理解我。我们亲爱的祖国太辽阔了，同一时空的不同地域，孕育造就了不同的中华儿女。你这样的领导者，不是以简单的划分来判定是或不是，我很替在你覆盖下生活过的文化人庆幸。我也曾企盼权威人士能够聆听我真诚的述说；不幸的是：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领导从属着潮流，想当然地断定我们这些富贵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闹革命，这个判定对我的伤害之深，常常是我噩梦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
我庆幸我有个好父亲，他把他那种殖民地人民拓荒式的开明传给了我，鼓励我走自立自强的道路。我也为你庆幸，你有个好姑姑，指引你接受了革命。时光已经为不同的我们作出了合乎理性的评定。在道同的层面上，会聚集起合乎脾性的朋友，这就是我接到言昭和你的信后那种会心的激动。我们虽然陌生，却具有能够碰撞并融合之点，这使人愉快。
细读言昭编辑的《关露啊！关露》，印证我从日本作家佐藤澄子书里得到的有关田村俊子的评价是正确的，我原来还怀疑过俊子是不是真心作中国人的朋友。你景唐兄支援过《女声》，这我就放心了。我写《两个女人和一份杂志》时，没有读到《关露啊！关露》。我的那篇文章，曾被两个权威刊物退稿，当时我很沮丧。并不是因为被退稿，而是觉得“正义”难伸，直到《新文学史料》刊用。我大舒了一口长气，我不过是愿为关露作些什么，为俊子作点什么而已。她俩都是观世音式的大悲悯之人，是女人中的佼佼者，尽管俊子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
羡慕你在那么好的家庭，有言昭那样的好女儿，你扶着夫人轮椅的那份畅然姿态，道尽了生活的甘甜，祝愿王汉玉姐妹愉快、健康。
我有一张李景慈保留又转赠给我的照片，是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后关露来北京访问时我丈夫为她主持招待会的合影。关露站在众文人之间，偏头而立之姿嫣然，不知言昭看过没有？这是柳龙光也是我的“汉奸”罪证之一。该照片在深圳出版的月刊《街道》上刊出（19974月号）。现在《街道》已停刊。
上次寄给言昭两篇短文，这次再附上两篇，请言昭点评。一是已在北美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未投寄任何刊物，是我的有感而发。那篇小文反映了我“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躁动激情，庶民之情而已。
谢谢你送给我的宋庆龄主席的纪念邮票，这很珍贵。宋是知识人的楷模，她的前瞻性杰出，人们称赞宋的惟其大智、方能大勇，我完全信服。
请言昭见谅，未能单独作覆，更感谢言昭在大风中传来的关切声声，昨晚上风好大啊！我们厂门上的国旗，猎猎地响了整整一夜，今天风威稍煞，假期过完了，我也该寄信去了。
孙嘉瑞〓20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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