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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又是个什么东西？”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曾昭圣一边用他那笔娟秀的楷书记笔记，一边小声问我，“是毕业那个‘毕’字吗？”
“应该是吧。”我是用猜的，因为印象中读音作“毕”的字里面，也只有这个字的形象是能捕鸟的。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们在课堂上读熟了这些经常用来解释六书原则的例字，对于作为“长柄的捕鸟网”的“率”和“毕”，似乎又恢复到视而不见的认知习惯——它们再度沦为“表意的符号而已”，不再像一个借着“率”字凭空跳出来的捕鸟图一样，向我传达一个陌生而新鲜的世界的影像。
也许我过于郑重其事，但是，的确直到我“教孩子认字的生命阶段”开始，这一个一个的字才似乎又一笔一划涂抹上鲜活的质感。或者该这么说：我并不是在教孩子们认字，而是让自己重新感知一次文字和世界之间初度的相应关系。
三天前学校课辅班一位负责照看孩子写功课的老师跟我说：“张容的字，实在写得太丑了！真的很想叫他全部擦掉重写。”我唯唯以退——直觉是因为孩子对“字”没有兴趣。
回家之后，我找了个题目跟张容谈字的“漂亮”、“好看”和“帅”。他承认，是可以把字写整齐，但是那样太花时间，“会害我没有时间玩”。
“如果把你学过的每一个字的构造、原理还有变化的道理都像讲故事一样的告诉你，会不会让你对写字有多一点点的兴趣呢？”
本页旁注：踶（音dì）
“不会。”他立刻坚定地回答。
“为什么？”
“这跟懂得字不懂得字没关系，跟你讲不讲故事也没关系。我知道我的字写得很丑啊！”
“你会想把字写帅一点吗？”
“我想把字写得让人看懂就可以了。”
“你不觉得字写得漂亮一点、好看一点，自己看着也舒服吗？”
“就跟你老实说吧——”张容说，“帅的人很好，会比较喜欢他；帅的字没感觉，而且很浪费时间。这样你懂了吗？”
“你的意思就是要先玩够了才会去练习写字吗？”
张容慎重地想了一下：“你这样就懂我的意思了。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总会有玩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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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舆图
每当我看见以某地为范围、而标示的却非山川道路之类地貌的时候，就会大叹中文词汇往往将就先入为主的使用习惯而不计意义之确然与否。“地图”不就是这样一个词儿吗？
十月上旬我从法兰克福书展现场扛回来两轴各有四尺多长、三尺多宽的大图，一张是太阳系各等星运行轨道示意图，一张是世界各地主要动物分布图。装裱完成，各自张挂，孩子们指指认认，自然不会认识那些用英文标示的物种名称，于是翻查字典和百科全书，恍然大悟于动物俗名和意义之间微妙的关连，颇成一趣。但是打从一开始就有争议。他们称那张“太阳系星图”为“星星地图”，称那张“全球动物分布图”为“动物地图”。我说不对。两者都不该有“地”字。
孩子们对于“太阳系星图”或“星图”这个词的运用没有意见，但是对于“全球动物分布图”就觉得冗赘拗口，还是习惯称“动物地图”。我说这不是地图，孩子说叫它地图又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古人称地图为舆图还比较有道理呢。虽然“舆”这个字是指“大地”，由《易经？说卦》中来：“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为母牛、为牝马、为大舆……”
但是，“大舆”这个用语，显然是中国老古人所做的一个譬喻，作为本来的字意，“舆”之为车、车厢、轿子这一类的东西必有所受、必有所载，用这个意象来譬喻大地承载一切，就生出“以天为盖、以地为舆”的意思来。承载着许许多多东西的一片大地，名之曰舆，有何不可？正因为所指称的是“承载”这件事，图上所绘制的一切就未必要同地理这个概念有关，偏偏作为交通工具的“舆”，如果是指车，干脆写“车”字，岂不通用又好写；如果是指“轿子”，如今谁还坐轿子呢？现实如此：舆——承载着人类一切的大地——成了个半死不活、迹近灭绝的字。只要与古人古籍无关，我们一辈子也碰不着这个字。
一张图能带来的世界观当然不只一个“舆”字的感叹。孩子们和我每天最觉愉快的游戏之一就是面对图上各种动物，艰难地指认它们陌生的名字。
比方说，光从字面上看，我原不知“Greater Flamingo”跟弗来明戈舞没有关系，实指大红鹤，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一带，喜欢居住在浅水湖边，之所以如此命名，是从拉丁文的flammea（火焰）来的。
再比方说，“Aardvark”，中文名称叫“土豚”，是一种原产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食蚁兽，在南非白种人的语言（Africaan）和荷兰语里面，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英文的“earth pig”，会打地洞的、长得像猪一样的哺乳类动物。
倘或没有这张大挂图，我决计不会对“lynx”这个字有兴趣，就算知道这是指大山猫，也不会把它跟我经常在古人笔记里读到的“猞猁皮”联想在一起，更不会想到，原来曾经在美国当代小说里不止一次读到过的“Bobcat”——红猫——也被归为猞猁的一种。
“全世界真的有那么多动物吗？”张容指着图上的Bobcat问我。
“当然还不止这些。全世界大概有个四五千种哺乳类动物、九千种鸟儿、两万种鱼、几百万种昆虫。”我说，“不过全世界平均每天都有七十五个物种消失，有很多动物在你还没认识它、替它命名之前，就已经灭绝了。”
“那你怎么知道有这种动物？”张宜说。
从“动物地图”的命名之争开始，我发现我能答得出来的问题真是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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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那个“我”
大事，总是在突然之间发生。
孩子终于要摇着或咬着铅笔，面对那个简单的字了——“我”。
这种名为“生活小记”的作文与一般应题而制、训练应用书写能力的作文似乎不太一样，它像是更希望孩子借由一篇短文进入生活内在的细节去观察、思索和感受。学校规定在文字之后还要画一张插图。张容把这项功课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先给那张插图打了草稿。图中当然就是一个孩子，坐在床上——家人一眼就可以指认出这的确就是我们的卧房，连五斗柜的颜色都十分接近。图中的孩子坐在床中央，头顶是一朵云，云里一个大大的问号，以及“为什么”三个字。
这就是我曾经想过不知道多少次的那个画面了。“将来，我的孩子会怎样看他自己呢？”我坐在床上、头顶着云朵的那个年纪，云雾里的字句差不多就是这样。现在答案揭晓了：一个头顶上也有疑惑之云、对世界充满问题的小家伙。很好。
这个小家伙在作文里告诉我们：他快要八岁了，身高一百二十五公分，算是中等，他喜欢恐龙和天文知识，讨厌人多的地方，不喜欢吃猪肝、猪血、荷包蛋和蚵仔。他知道在老师的眼中，他是个“老实孩子”，爸爸认为他聪明，而妈妈认为他穷紧张。将来他想当个古生物学家——这个期待后来被他妈妈说服，改成了“学者”。
孩子的妈妈似乎觉得不必把自己的未来全装进“古生物学”专业领域里去，好像“古生物学”这个小集合真会限定了他儿子很大一部分美好的未来似的；而我却觉得“学者”二字所涵摄的大集合笼统得像是没脸见人，反而流露出一种好高骛远以自诩的气味。
“你知道‘学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吗？”我问。
张容耸耸肩：“不知道也没关系罢？反正那是我自己的事，将来我就知道了。”
我看着图中那个被“为什么？”云朵笼罩的小孩，问他：“那么请你告诉我，‘我’是几个人？”
“一个人呀。”
“不完全对。”我说，“在中国字里，这个‘我’字底下还有埋伏。”
妹妹张宜立刻插嘴说：“什么是‘埋伏’？”
我暂时没理她，继续说下去：“中国字的‘我’往往指的是一群跟我比较亲近的人，一群我自己会认同和归属的人。所以‘我’常常包含了一个范围比较大、人数比较多的人们，而泛指自己所在的一整个方面。我们说‘我方’、‘我国’、‘我族’、‘我军’，都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我’，就包含了有我在里面的一群人了。而在你的‘我’所认定的范围里，你妈也是其中一个，你爱她、依赖她、也相信她，所以你才让她把你的‘古生物学家’改成‘学者’也无所谓。”
“不可以改吗？”
“你妈改的，我可不敢这么说。”
“那‘我’就不只是我自己了吗？”
“这是你头顶上的那块云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只是我？”
“那埋伏是什么？”张宜坚持问到底。
“埋伏就是原本躲起来，忽然跑出来，把你吓得跳起来这种东西。”
“妈妈是埋伏吗？”张宜睁大眼睛问。
“一定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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