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记得那人同坐（2）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帝国主义的乏走狗（1）
本人文章一向温柔敦厚，虽然经常被讥笑为庸俗无聊，但一般很少遭到政治批判，所以很为那些假自由主义英雄气恼，他们恨我为什么不进监狱。凡是不进监狱者，就意味着是政府的走狗，是专制的奴隶。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很“安全”，就得宣布自己经常倒霉，而且必须实际倒霉。唉，做人难啊。
下面是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我再贴一篇某权威对我的批判。幸亏时代毕竟变了，否则这一篇批判，就够我进监狱了。
最近遇到一件很蹊跷的事，我的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均被不谋而合地删去了含有“帝国主义”字样的句子。有篇文章是“一稿多投”，先后在远隔数千里的两家报纸发表，两位责编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出手就英雄所见略同地轻轻抹掉了那个“帝国主义”。我捧着样报，不禁感慨万千。
责编删改作者的文章，是常有的事，也是编辑的工作职责。我的文章由于经常不合正人君子的口味，被编辑修剪润色一番，已经几乎成了我懒得提起的惯例。再说约稿的编辑大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并不是胆敢蔑视我的语文功夫，而是怀着“这也是为了您好”的心情毅然下刀的，目的是咱们彼此都少惹点麻烦。所以，我一般也颇能理解编辑的善意，不跟他们秋后算帐。总不能为了咱自己说话痛快，砸了编辑朋友的饭碗不是？
然而这一次，我觉得非说几句不可了。因为如此默契的阉割行为，已经超出了责编与作者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编辑的个人行为，而是在这背后，有一只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借助编辑的笔，删去了那个令他无比讨厌的“帝国主义”。那么这只手到底是谁的手呢？
我想，这只手不会是一只政治的手。我想决不会有哪个政府部门、哪个官方机构命令所有的媒体编辑们：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刷品上，不许出现“帝国主义”的字样。我想不但我们中国不会，其他发达不发达国家都不会，就连帝国主义的大哥大美帝国主义，也每天都有正义或者假正义的文章在口诛笔伐着“帝国主义”。而奇怪的是，偏偏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州大地，却出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封杀。
于是我不能不想到，发表我文章的报纸是给谁看的，谁是它们的衣食父母。据说当今这些铺天盖地的都市报主要是给“白领”看的。领导白领的核心力量是谁？据说是千万个“成功人士”，或者简洁爽快些，就叫“富豪”。而所谓富豪，恰恰是跟“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的“霸权一族”。如果你去追问，为什么删掉了“帝国主义”？他们是不会也不敢正面回答的。他们会说这个词儿太陈旧了，或者太刺激了，或者太革命了，直接地说，就是太不与国际接轨了，太不全球化了，太不WTO了，太不反恐怖主义了……原来这就是张开在我们报纸后面的那只看不见的大手，这是茅盾《子夜》中翻云覆雨的赵伯韬的手，这是曹禺《日出》中始终没有出场的那位金八大爷的手。这只手可以花钱买下整份报纸的版面，这只手可以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每一个热闹节目的嘉宾席，这只手甚至可以一夜之间拿到北大清华的正宗博士文凭，那么这只手轻轻删掉我孔庆东的一个“帝国主义”，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他们就是要把我孔庆东从这地球上删掉，也并不比吃顿万元早茶更费事啊。
想明白了，我反而释然了。我被删掉过批评领导的话、批评北大的话、批评明星的话、批评大款的话，但竟不料，在几十年前就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五星红旗的中国，今天居然被删掉了批评帝国主义的话。这是帝国主义指使他们干的么？我想决没有如此弱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固然有野蛮讨厌的一面，但善于吸取批评意见，起码摆出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姿态，恐怕也正是帝国主义能够发展壮大的技巧之一。而中国那些并非依靠自由竞争爬到富豪地位的英雄们，恐怕给帝国主义当走狗人家还嫌档次太低呢。并且，这些国有资产的大盗们也决不肯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正如当年梁实秋先生誓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按照梁实秋的逻辑，没有正式的录取手续，没有固定的年薪，没有明确的赏罚制度，甚至没有明确的主子，那就不能说是走狗。逼得鲁迅只好另造新词，改称他为“乏走狗”。鲁迅因此在中国的富豪们那里永远落下了“爱骂人”的罪名。富豪们是从来不骂人的，是从来文明的，卫生的，而且还要帮助别人删掉不文明不卫生的骂人的话，以使这世界更加安定有序、更加欢乐祥和、更加杀人如草不闻声。而我偏偏不愿领情他们的教诲，因为我自信已然看穿了他们是一群假富豪。他们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跟帝国主义就差三两个台阶了。但正像老舍《茶馆》中的一句台词：帝国主义伸出一个小指头，就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替帝国主义自作多情了一番，不过是充当了一回帝国主义的乏走狗。况且，又得罪了我孔庆东，天堂和地狱两条路上的公关都搞砸了。因此，我为自己释然之后，是真为这些富豪兄弟担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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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乏走狗（2）
唐朝小帅爷：
在下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依旧清楚地意识到，当知识精英们把为人民服务悄悄变成为大款服务的时候，有良知的人们就有必要强调为下岗工人服务，为失去土地或丰收成灾的农民服务！
moonmove922：
我惭愧了……我正从事着给帝国主义写字的职业……老孔，你骂的好啊~~我正是每天出卖着社会主义培育出来的手艺，捧杀着帝国主义的目标受众，奉养我那向往共产主义的爹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