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养生治病- 第1部分

引言　兵法与养生的渊源（1）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名医徐大椿。他原名大业，字灵胎，江苏吴江人，曾任太医。一生著述宏丰，有《经释》、《类方》、《慎疾刍言》等，后人评论其书“推阐主治之义，于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医之书《医学源流论》，其中辟有专章《用药如用兵论》。他在全面、准确地阐述用药如用兵的医理之后，明确地指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徐大椿凭借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这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不过，把兵学同医*系起来在理论上阐述，在临床上实践，徐大椿并非第一人。
　　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其文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相对应。饶有意味的是，《黄帝内经》还用冷兵器的“五兵”（弓矢、戟、矛、戈、殳）类比针法：“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无自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灵枢？玉版》）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医家的行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胆大心小，智圆行方”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作为一个医生也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行为准则。孙思邈在对这八字原则进行分析时指出，医生临病与军人临战一样，在不明敌情时要周密侦察，慎重判断，做到“知彼知己”，这种谨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敌情，胜券在握，就要果断决策，大胆用兵，这种果断就是“胆大”。孙思邈用《诗经》形容这种果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军人为卫国保民而打仗，医生为救死扶伤而治病，这种品德就是“行方”。用兵要因敌制胜，战术多变；用药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李中梓《医宗必读》）。
　　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只有上述几个例子，自先秦至明清，有类似理论的医家不在少数，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那用兵和治病相通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毋庸置疑，只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才能证明兵学用于医学不是牵强附会。
　　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中医的医学伦理观一贯推崇“良医”（既有良好的医德，又有良好的医术），认为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医生应“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中国医学史上倡导的“苍生大医”与中国古代兵家的主张是相通的，相融的。与行医要有仁人之心一样，中国兵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历来主张应“诛*，禁不义”（《尉缭子？武议》）。因此，《孙子兵法》要求将帅必须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仁德”便成为将帅修养的核心。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医学与中国兵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具体地说，表现为“天人合一”的中医学理论。例如，春秋时良医医和指出：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阴、晴、风、雨、夜、昼，分为四段时间，五种音调。过头了，不协调就会招灾惹祸。阴过头了是寒病，阳过头了是热病，风过头了是手脚病，雨过头了是腹病，夜里没有节制是迷乱病，白天没有节制是心病。辨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子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治病救人的目的。　。。

引言　兵法与养生的渊源（2）
古代兵法也是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子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应当看到，朴素的系统论不仅是中医学、传统兵学的精髓，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精髓，它是迥别于西方哲学的。瑞典系统论专家普里高津曾经指出：“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他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医学与兵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微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南齐褚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褚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
　　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以上择其要者，略举数端，旨在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宋朝哲学家程颐说得好：“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三）他说的用来统率万事万物的“一”，就是哲学。具体地说，就是思维方法。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就能架起沟通兵学与医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在中国古人的辞典中称为“悟”。对此，明朝著名学者黄宗羲曾说过一段非常透辟的话：“为学为教，舍自得别无他路。欲自得，舍悟别无他路。”（《明儒学案》卷二十六）钻研任何一门学问，关键要自己确有心得，确实掌握要领，得其精要。之所以能够“自得”，关键又在于“悟”。所谓悟，就在于通过正确的学习，切实的深造，在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触类旁通，默识心悟，开启新的学术天地。不难设想，倘有精通医学与兵学者，在这个领域深入开掘，未尝不可以创造医学理论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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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第一章　医德如将德　/1
　　刘邦说：“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打仗要选将，是因为战场之上有良将，也有庸将。秦赵长平之战中，因为赵王选将不当，任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赵军惨败长平，险些亡国。
　　同此道理，择医之所以重要，也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良医与庸医的存在。明朝顾炎武说：“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日知录》）
　　1．天地之间，莫贵于人/2
　　资料链接：医德比医术更重要/4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5
　　资料链接：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7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8
　　资料链接：“庸医”/10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11
　　资料链接：医患同心，其利断金/12
　　第二章　防病如防敌/15
　　预防疾病如同预防战争一样，要居安思危。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明确写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疾病预防就像战备国防一样，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