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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没有露出破绽。
吃完饭，我和婆婆催着彪子回病房输液。可能是被我的“表演”迷惑住了，彪子倒也听话，一个人乖乖地顺着大坡朝病房的方向走去。我的目光送了他很远，很远，不知道在未来的路上他是不是也会这样渐渐地离我远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弯处，我往前狂奔了几步，怕他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一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向车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恸，面对小徐“哇哇”大哭起来。“小徐，彪哥不好，医生说太晚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他身体那么好……”小徐也惊呆了。
我抬起泪眼双手合十祈求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保佑我，别把灾难降临到如此相爱的两个人身上。
我拼命止住泪水拨通了彪子二姐的电话，将实情告诉她，让她和我一起去医院，我不敢独自面对那白纸黑字的无情通告。刚刚挂断电话，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又找到她：“二姐，你跟同事交代好，如果妈来电话，千万不能说是我把你叫走，她会怀疑的。”我的直觉不错，二姐刚一离开，婆婆的电话就追了过去，她的同事说，傅洁出去给单位买东西了。
彪子真的太棒了！（1）
这段日子，我们的朋友也在四处打听治疗信息。
小刚从张和平那里打听到武警总医院的肝移植手术最具权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肝移植研究所，并且能够找到肝源。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彪子再一次转院。而且，一旦找到肝源，准备实施手术，我就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他，总不能让他打上麻药，稀里糊涂就被换了肝，何况术后还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治疗要他配合。
看着痛苦万分的彪子，想到过几天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他，我真恨不得去替他受所有的罪。
小徐没日没夜地陪在病房里，彪子却从不向小徐追问自己的病情，知道他会为难。
朋友来了，彪子也总是和他们聊一些拍戏的事，对“病”这个字眼避而不谈。
彪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第一次手术之后，他回到家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话：“那时你们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不肯告诉我，总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笑嘻嘻地告诉我“你没事”呢？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我，连不常联系的朋友都出现了，这么兴师动众的，就说明问题有些严重了。”
三四天以后，彪子的体温降到了37℃与38℃之间。刚稍稍恢复了些体力，他便提出要去参加8月28日的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他说，他是早已定好的颁奖嘉宾之一，不能失约。那一年，他曾作为演员被选为“金鸡奖”的评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责无旁贷。
我理解他的心情，可是他的身体状况让我很担心。医生提醒过我：肝部肿瘤很大，已经侵犯到肝包膜，出席那么纷乱的场面怕会有危险。
我坚决不同意，哪怕看到他一脸失望的样子。
小陆和志诚劝我，这是彪子想做的事，还是让他去吧。他们把“想”字说得重重的。
我满怀顾虑，思前想后。找到肝源就要立刻手术，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预后效果如何。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最后，我决定让彪子按原计划出席典礼，又在背后对小陆和志诚千叮咛万嘱咐：务必守在他的左右，不要让人群靠近他，以免碰撞以后出危险。
彪子看到我终于遂了他的心愿，高兴得像个孩子。
路上，志诚开着车送彪子，小陆的车紧随其后。志诚开车一向“凶猛”，那天车开得很稳，很慢。
这之前，我们试探地对彪子提出过转院，他坚决不肯：“北医三院很不错，再说人家杨主任那么尽心尽力，调集了全院的精英强将为我跑上跑下，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在他的治疗上，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对不起朋友。
于是我们决定把说服彪子转院的任务交给小刚。小刚最会给别人做工作，再说“哥哥”的话，怎么也比其他人有分量，彪子应该听得进去。
那天，彪子在后台等着上场的工夫，小刚来了。
“大夫总说没大事儿，可又没完没了地检查，叫人心里不踏实。”彪子向小刚抱怨道。
“彪子，我要是你，从今儿开始就把它当一坏事儿了。凡事咱就得往最坏了想。”小刚像是调侃似的开导着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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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子真的太棒了！（2）
“是，我不怕，就是有事儿别瞒着我。”说着，他瞟了我一眼。
小刚又在一旁趁热打铁：“我问张和平了，武警总医院有一批专家专攻肝胆疾病，依我说，咱们得去最对口的医院。”
“行，哥，我听你的，张和平说的肯定没错。”
其实，我和小陆、志诚、尤勇他们已经找到武警总医院联系好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说服彪子第二次转院，我们深夜开会研究了许多次，然而各种说辞都被彪子坚定地驳回来。这一次，小刚只用三言两语就奏了效。
8月30日，彪子转入武警总医院。
第一天晚上，肝移植科的刘振文主任来看他，聊天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句：“傅老师，我们这儿最拿手的就是肝移植。”彪子头一次接触“肝移植”这个词，但是并没有多问，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刘主任告诉我，9月2日手术，需要提前一天找彪子谈话。我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但还是忍不住叮嘱刘主任：“千万别说病情有多严重，只告诉他，肿瘤是弥漫性的，手术不可能彻底，所以要进行肝移植。我希望彪子将要承受的打击越小越好！”
彪子的主刀医生、肝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来了，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虽没有想象中的老成，可在我们心里他像救命恩人一样神圣。
沈教授举起片子，仔细地看着，没等沈教授开口，刘主任在一旁说：“我认为傅老师的肿瘤是早期的，多发性的……”
沈教授突然回过头来，严厉地看了一眼他的学生，仿佛在责怪他：“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刘主任并不理会，自顾自地说下去。沈教授的脸变得很难看。
“傅老师，我想请您先回避一下。”他客气地笑笑。
“好，没问题。”彪子笑着大声说道，迅速走了出去。
沈教授显然对刘主任的说法十分不满，好像瞬间就要发作。
我赶快对他解释：“您千万别生气，是我恳求刘主任这样说的，实情我们都知道，怕他心理负担过重，只瞒着他一个人。”见沈教授怒气已消，我马上补充一句，“彪子不希望医生单独跟我谈话，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彪子又被请回了房间，他笑着说：“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说，我扛得住。”
彪子说得很潇洒，沈教授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他笑着说：“从片子上看，确实是恶性肿瘤……”
“那咱就做手术呗，我不怕。”彪子打断沈教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可是病灶很多，我怕切不干净。我们考虑给您做肝移植……”沈教授小心翼翼地说出“肝移植”三个字。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彪子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彪子一拍大腿，居然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和畏惧。“说吧，什么时候做？”
刘主任说：“明天。”
“明天？”为了表明我并不比彪子更早地得知这个消息，我故作惊讶地问着。
“芳芳，你不懂，听医生的，要是今天下午能做我下午就做。”
又一道难关闯过去了，为此我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曾经设想过谜底揭开后的各种画面，设想过彪子遭到重击后的各种反应，这样的结局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分退缩，没有一丝胆怯，像一个战略家在布置一场高难的战斗。他的冷静与坚强让我难以置信，彪子真的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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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条汉子！（1）
陪彪子回到病房以后，我哭了，终于可以当着他的面哭了。
病房里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以为，彪子在人前总是真正的硬汉，当着我的面儿却会忍不住掉眼泪——那就哭吧，索性我们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一场，哭尽满腹的辛酸与委屈……
哪知彪子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一如面对众人的坚强，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叠纸巾：“芳芳别怕，我这个肝不听话了，咱就换个新的。肝移植一点儿都不可怕，只不过知道的人少，现在连肾移植都是常规手术了。”
我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像要失去他似的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泄了闸。
彪子轻轻推开我，笑着为我擦眼泪，安慰我说：“看你吓的，我告诉你手术的步骤啊！”他开始连说带比划：麻醉、开刀、取肝、上新肝、缝合……一五一十地给我讲着，熟稔得像个专家。
直到今天我都在疑惑，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但我知道，那一刻他并没有考虑等待自己的是怎样命运。为了支撑在他眼中一向脆弱的妻子，他萌生出无限的勇气。
朋友们纷纷来探望他，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干脆哭出声儿来。彪子总是乐观地劝慰大家，憨憨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等着我啊，你们就当我进去睡一觉！”
晚上，护士体贴地拿来安眠药，怕他休息不好。他却坚决地说：“不用！”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不想睡。我必须鼓励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掉眼泪。
然而彪子再一次让我意外。他的心出奇地平静，刚一躺下，呼噜声立刻响起来了。
我祈祷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又是一夜未眠。
手术当天，朋友们都赶来了，国立、优哥、保国……大家一起给彪子鼓劲儿，彪子也像安慰他们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