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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收花生的时候，雨季还没结束。我们从泥里收获的花生还要挑回来。而山路上都是泥，我们连滚带爬地把花生拖回来。谁知几天过后，仓库里的花生都发芽了。但是，花生是国家财产，不能分到各家各户去处理，结果大部分都烂在仓库里了。
元旦之前，我们在山上挖梯田，已经干了将近一个月了。最后一天，“张大炮”把全营的壮劳力都调来了，搞“大会战”，创高工效。营里还杀了猪，给大家改善伙食。我们宣传队清晨四点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块坡很缓的山地，点着火把就挖开了。到天亮，大队人马才匆匆忙忙赶上山。那一天，我们干得特快，干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们背着行李、扛着锄头、唱着、闹着往五营五连走。有人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正好走到一个山垭口，收音机的信号很好，我们收听到了电台里播的新年的钟声，我记得是《东方红》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不觉得累，因为我们创了高工效。那两天，我挖了2米宽、180米长的梯田，和61个1米见方的栽橡胶树的坑。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2）
1971年的春节，我们又排演了一台节目。
在与张瞎子和宣传队的小弟兄们朝夕相处的两三年里，我身上的锐气涨了不少。那时候我二十四五岁，正是年轻气盛，干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学坏”有了烟瘾，那时候抽的都是9分钱一包的“等外烟”或是一毛二分钱的“春耕”牌。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我还常接过湖南老工人递过来的水烟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边脸埋进去，“呼噜噜”地抽上几口。
京城夜话小道消息
1971年夏天，离我上次去北京探亲已经又过了两年了，按农场的规定，又可以申请探亲了。我的申请，领导很快就批了。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亲，父母已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了。去江西的火车要在株洲转车，车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个椅子。我半夜醒来的时候，见车已经停了，灯也熄了，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好在我的行李还在。我下车跨过几条铁路，找人打听才知道：这是向西车站，要去南昌还得转乘其他火车。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车就到了南昌。现在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搭车去中侨委“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在鄱阳湖边，那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还有很多毒蛇。父母早出晚归忙夏收夏种，我白天就跟着拉粮的车到处看看。司机就是原来给廖承志开车的欧国顺叔叔，他性格开朗，路上还不断和我唱样板戏、说山东快书。停车卸货的时候，我们还给老乡们表演，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见侨委干部们扛那两百来斤的麻袋显得很吃力，也帮他们扛上几袋。有许多学龄儿童和少年跟着父母来到干校，所以，干校还办了学校，老师就是侨委的干部。这里天高地阔，这些孩子很开心。
我爸和我妈住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从北京运来的行李没开箱就堆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睁眼，父母就已经不见了，到中午，他们从田里回来，在饭堂打了饭，我们一起吃完饭就睡午觉了，傍晚收工以后，我爸总是和侨委两个原副主任林一心和林修德一起聊天。有时军代表也去和他们聊。我爸告诉我，他以前在马来亚种过田，后来在海南的兴隆华侨农场也干过，再后来还在侨委的农场司工作，来干校之前他买了不少有关农田管理的书，所以从建干校开始，军代表就常来征求他的意见。那时，我爸正为农田机耕道的规划，给他们出主意呢。我们家老邻居吴楚叔叔知道我从云南来，而且也是个烟民了，就跟我讲起了云烟的来历。他说，云烟是一百多年前从美国引种来的。因为玉溪的气候好，当地施肥是不用人粪尿的，而是榨过油的豆饼，所以那里的烟叶特别好。他在古巴大使馆工作时，有一次中国博览会结束，他把云烟的展品都买了下来请大家抽，个个都说好。他这次来到干校，还专门给玉溪烟厂写了信要云烟的种子，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把烟种寄来了。老吴楚叔叔带我去看他种的一小块烟田，还约我下次来探亲的时候，来他家品尝他种的云烟。两年后我到广州探亲，在暨南大学里他家做客的时候，又提起他种的云烟。他说：“嗨！别提了，我的烟田不知被哪个臭小子撒了一泡尿，那烟味变得很辣，不能要了。”这都是后话了。那天临走吴楚叔叔还送给我一只古巴产的小刀作纪念。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3）
我爸我妈知道我在农场是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有一天晚上，带着小板凳和马灯和我一起来到一个打谷场上。在明亮的月光下，我从杨子荣唱到座山雕，连过门的曲子都唱出来。唱完了我又说山东快书又跳傣族舞。在星空下，一个演员，两个观众。二老很开心，我也很得意。
大约10天以后我告别二老去北京，既要看弟弟，也要买些肥皂、卫生纸、猪油、酱油膏和酱豆腐等日用品带回西双版纳。我爸、我妈向干校请了假，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等火车的时候，我习惯地蹲了下来。这是在西双版纳养成的习惯。没过多会儿，他们都把手指伸进我的头发里，摸索着，口中还小声争论着，说的是：我的头发像爸爸，嘴巴向妈妈，然后是眼睛、鼻子、耳朵和皮肤……一样一样地分析。
那时，安末还在吉林省扶余县“插队”，安弟已经因病离开农场回北京，住在侨委大院的集体宿舍。为了装那些将要在北京采购的日用品，我爸帮我找了个空木箱。在去上海的路上，木箱上的钉子把我的裤子挂了个大口子。我用橡皮膏把它粘上。到了上海，我把箱子和行李存在车站，就去逛南京路和外滩。南京路上很萧条，有两个女青年远远地跟在我后面。外滩已经变成了码头的堆货场。我跨过水泥管，登上碎石堆，来到黄浦江边。那两个女青年没有再跟过来。灰色的天，灰色的江，江上的船也很少。晚上，我逛到一家澡堂，先洗了澡，等他们打烊以后，再交点钱就可以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我登上了去青岛的火车。当年，火车上可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贼，大家的兜里也都没有多少钱，所以陌生人一坐下来，很快就混熟了，像“傻根”一样。大家谈谈各自的处境，相互传播些小道消息，甚至说一说自己在本单位不敢发的牢骚话。
在青岛，我住在张瞎子的一个姑妈家。一进她家门，那阿姨就笑我的破裤子，让我马上脱下来帮我缝上。当天，我逛到海边。三十多度的气温下，海风一吹，人立刻觉得凉爽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极了。我跳下海去游了泳，又在岸边的小摊喝了一大碗啤酒。晚上，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后，我就发烧了。车上有人偶然碰了我的胳膊，立刻叫起来：“哎呀！你身上这么烫，你发高烧了吧？！”于是大家把我让到靠窗的座位，给我端来开水。我趴在小桌上昏昏沉沉地睡到了北京。
中侨委已经取消了，侨委大院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留守处，留守处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侨委子弟准备了两间大房子，我和安弟与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我的感冒好了以后，就逛街买东西，北京的街上冷冷清清的。当时，周康荣也来北京探亲，我们就一起去王府井的西餐厅吃西餐。那一天，我们越聊越来劲儿，吃完饭我们就沿着王府井大街边聊边散步，走到长安街再回头走到珠市口，再回头走到长安街，再回头……一直到深夜才分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4）
那天晚上，他的话对我此后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很大的启发。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至今仍印象很深。他给我分析了中央两派的斗争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状况。这些都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有怀疑，也不敢和别人说，总以为是“毛主席还不知道……”我为今生能有一群可以推心置腹，在任何环境里都不会出卖朋友的同学而庆幸。他告诉我，1969年从疆锋五队分开以后，他去了三分场的一个生产队当炊事员。每天清晨4点就起床去做饭。7月21日，他正用翘杆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抬头见到天上的一轮明月。他想起前一天晚上，他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外电报道，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正在载人登月……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几个出差的人，三天三夜的旅途中我们聊得挺开心，在单位里不敢发的牢骚在火车上都发泄出来了，车上没有人告黑状。车快到桂林的时候，他们约我一起在桂林下车玩一天，再签票乘下一班车继续行程。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去游桂林。那时候，正好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大街小巷都香气馥郁。我把桂花撒在我的阿尔巴尼亚烟的烟盒里，抽起来很香。在参观七星岩的溶洞时，解说员的解说词特幽默，我好久没有在公众场合听到这样讲人话的了——到处都是慷慨激昂而又千篇一律的宣传词。
回到农场，我照例去同学们那儿串门，相互“传播小道消息”，讲讲一路的见闻，还把从北京带回的好吃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不久，我们就悄悄地听说“###死了”。
1971年10月，农场开始传达中央关于前“副统帅”###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9·13事件”的文件了。我们五营五连传达文件时，全生产队男女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