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些寨子还有很多吸大烟的，因那里靠近金三角，是鸦片烟的产地。1969年以后，境内的少数民族吸大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农场知青还曾提着烧酒去山寨，帮助他们戒烟。山上少数民族跟边防军的关系很好，因为边防军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1969年以后，大批知青来到西双版纳。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去到我曾参与盖房子的新建农场，为刚来落户的上海知青们作慰问演出。当天下了雨，泥路湿滑，这些新来的上海知青不会走夜路，摔了跟头，有的还滚了一身泥。很多女孩子都哭了。在西双版纳，知青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忍不住了就抓，天气潮湿，腿上胳膊上抓破的地方就生疮、溃烂、发炎，直至长疮。一站起来腿就胀疼。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那时西双版纳还属于瘟疫区，在澜沧江大桥之前有个检查站，来往车辆都要进行消毒，人也要下车走过消毒池，每个人口里还要喷药水。有很多知青得过瘟疫，比如我就每年都打一次摆子、拉一次痢疾，每次都发烧到40度以上。
好在大部分的打摆子和拉痢疾并不会死人。不过，西双版纳有种脑型疟疾却是很可怕的。我们五营五连有个昆明女知青叫林政莉，聪明伶俐，很能干，是个班长。我1971年夏天回家探亲之前，她还是欢蹦乱跳的。等我一个月之后回到连队，队里的人告诉我她去世了，她得的就是脑型疟疾。听说是疟原虫攻进了脑子，堵塞了脑血管。她的坟墓就在我的同学凌瑜的墓旁。凌瑜得的是中毒性痢疾，也是得病以后几天就去世了。还有一种我们以前根本没听过的病叫钩端螺旋体，是一种血液的寄生虫，是通过牛粪污染的水源传染到人身上的。我的同学陈新增就得过钩端螺旋体，发烧40度不退，脑子都烧得有点迟钝了，后来终于治好了。我们那儿还有一种病叫登革热，也是会死人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4）
原始森林的环境其实是不适合我们这些城里人生活的，它真的是大自然各种生物的残酷竞争的环境。我曾在雨季走进森林，里面很黑，到处有树藤缠绕，那树藤一尺多宽，像大蟒蛇一样盘来绕去，原始森林里的确很恐怖，我只走进几十步就走不进去了，地上的蚂蟥一只只闻到人味就都直直地立起来左摇右晃，一沾上脚，它就钻进衣服里，在人身上吸血。我们上工的时候，身上常有蚂蟥爬上来，不知不觉它们已经吸饱了血之后滚走了，而我们身上的血还在渗着，直到衣服里或者是鞋里感到黏糊糊的，才发现。
我虽然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了七年，但很少见到原始森林里的动物。那些被抓回的穿山甲、大蟒蛇都是在市场上卖的，或是进饭锅的，真正像电影里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太少了。那时常有从北京、上海派来的医疗队和慰问团到大勐龙来，他们饶有兴趣地让知青带他们去看老傣族洗澡，他们的感觉和我们住在那里生活的感觉其实是两码事。
西双版纳密林是我们生活中的大背景，神秘而荒野。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奇怪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所以我讲的密林是与电影里的密林根本不同的。
我舅舅送给我的相机是德国30年代的产品，是135单镜反光相机。牌子是Praktiflex，镜头焦距50cm，光圈。这部相机在西双版纳七年很难有机会用，一是因为难有地方冲胶卷，二是因为工作很累，衣服几乎都有补丁，整天破衣烂衫的，显得很丑，那时候咱还不懂“西方的丑学”，更不懂纪实摄影的意义。我只在西双版纳拍过一些纪念照和风景照。有一次，在北京探亲时碰到邻家大哥哥吴超明，他已经退伍，身体大不如前了。他业余时间沉迷于照相和冲彩色胶卷。他能自己配药，冲洗保定产的彩色电影胶片。他还送给我两筒这种胶卷。我回到西双版纳拍完以后寄给他。他冲好以后又寄给我。在这两卷彩色胶卷里有两三张很好的，一张是我和宣传队的北京、上海、昆明的知青一起爬上大勐龙曼飞龙塔上的合影。当年我们爬上去时，周围杂草丛生，近年那里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当年那卷彩色胶卷直到80年代初，我才在广州的彩色扩印店把它晒出来了，还有颜色。虽然有些褪色，但它比当年的主流媒体上的照片要接近真实一些，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影像。我现在非常惋惜，我当年因为受思想观念的束缚，没有拍下我们更多、更真实的生活。
因此，我后来当摄影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时时警醒自己：要尽量逼近真实的生活。
孽债
《孽债》是90年代中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我们云南知青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有的知青在逃离西双版纳时把自己的亲生子女留在了西双版纳的老百姓家，改革开放后，这些孩子到上海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故事。这电视剧在全国热播的时候，就有不少小同行在酒桌上不怀好意地追问我：“当年在西双版纳，你有没有过孽债呀？”我说：“没有，真的没有！” 。 想看书来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5）
当年农场规定，职工在没有结婚之前，每两年可以请一次探亲假。当年我们知青虽然在一起劳动生活，但不敢谈恋爱，更不敢结婚、生孩子。即使有了“孽债”也不结婚，宁肯让自己的孩子被人称作“私生子”。其实就是因为怕结婚之后就不能享受探亲假，不能报销路费了。而探亲假对知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北京知青年龄相对比较大，思想也比较成熟些，这种“私生子”的事情好像没听说过。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有些年龄较小，像七一届的知青在“###”开始时才读小学四年级，来到农场时也才16岁左右。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有的写家信都比较困难。农场的生活又很枯燥，发生性关系时也无法避孕。有一次团里开会，各个生产队都停工到大勐龙。有一帮女知青在去大勐龙的路上，钻进老傣族的柴山去解手。解完手的女同学都站在路边等着，有一个女同学很长时间都没出来，大家千呼万唤，她才系着裤带走出来。后来老傣族在柴山的林子里发现一个死孩子，据说是那个女知青在林子里趁大家解手的时候，把孩子生下来了。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她立刻把这孩子给掐死了……后来事情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昆明知青调来我们宣传队，他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转到这里来的。他的“错误”是和一个女知青生了一个小孩。那时大家对这种事情还很好奇，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老实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有感情的，他现在当了爸爸感觉很好；在上山劳动之余他还在山上找木料让我们帮他扛回去，准备做家具，他的木工手艺也挺不错的。他们那时已经有20多岁了，按宪法应该可以结婚了。但是上级不许他们结婚。上级规定，年满25岁才可以结婚。有的知青有了孩子以后，两个人固定了恋爱关系，并有了小孩，领导也准许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就是不办结婚手续，宁肯背上一个记过处分。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所以不结婚。其实，很多私生子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生子。这些所谓私生子在许多连队里都有，而且“私生子们”都长得特别漂亮，成了知青们的小玩具和小宝贝，人见人爱。
知青下乡已经5年到7年，或更长的时间，年龄已经是20到28岁了。但是当地的生活太艰苦了，大家都不敢在那里安家。那时不结婚也没有什么避孕的方法。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有上海知青告诉我说：上海知青之间相互传授一些避孕的偏方。比如用一种叫“十滴水”的清热解毒药物，一次喝十多瓶就能打胎。那时不时传出在鱼塘或是厕所里发现死胎儿。
1973年有一天，我正在大勐龙参加团宣传队排节目。我们五营的保卫干事丁士奇叫人通知我回去一趟。那时候，我还是五营的青年干事，我们俩经常配合工作。我们一见面，他就给我看某队的两份材料。一份是：有一个女知青怀孕了，经查有两个男知青都承认和她发生了关系。他们都说，那女知青说孩子是谁的，谁就当孩子他爸。另一份材料是：一个男知青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钻进女生宿舍，与他的女朋友同床共枕。他还“交代”，他们两家的父母在他们下乡之前已经同意他们“确定关系”了。当天晚上，我和老丁一起去到那个生产队，参加他们队召开的全队大会。会上，对这几个知青进行了批评。我也上台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理想之类的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6）
会议结束以后，我还要连夜赶回大勐龙的团宣传队。路上要穿过勐龙坝子。那天没有月亮，我走下山坡，来到勐龙河边，脱了裤子，趟过河去。我踩着田埂往前走，前边有一片黑心树林。黑心树是老傣族种来砍柴的，树干都有一抱来粗、一人多高，树干的顶端，密密地向上长着手腕粗的树枝，远看像是怒发冲冠似的。我刚走进这黑心树林，只听得头顶上“轰”的一声，飞起一群大鸟，它们###着四散而去。吓得我浑身的毛发都倒竖起来，腿一软，就蹲在了地上。等我清醒以后，才想到那大鸟可能是一群猫头鹰。我穿过树林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河边，我趟过河去才发现，我又来到了我刚才从生产队走下的山坡。于是，我再趟回河对岸，蹲在河滩上向远处望，找大勐龙的方向。可是，到处一片漆黑，连一点灯光都望不到。我只好又走上田埂，穿过黑心树林，继续往前走……我又来到了河边。早就听说有“鬼打墙”的事，这回真的让我遇到了。就这样，我继续在田埂上的小路上转着，我同时仔细观察着一路上的每一个可能的岔路。我终于在一个路边的荆棘间发现了另一条小路。我穿好裤子，迈过那带刺的荆棘，往前走，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