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 第8部分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6）
二年级的时候，最常和我一起玩的是张家河，他们家刚从海南来北京，他和我住一个大院。张家河黑瘦黑瘦的，长着一对灵活的大眼睛，显得很精明。体育课上，玩游戏时，张家河显得特机灵。大家围一圈，拿一个球扔向站在中间的同学，谁被球打中，谁就出局，最后圈中间就只剩下张家河了，可是这个球从四面八方怎么打都打不着他。有一个球眼看要打到他了，没想到，他竟像蛤蟆一样迅速往地上一趴，嚯！球又从他头上飞过去，砸在他屁股后面一点的地上，还是打不着他。后来，他跟着父母一起回老家海南岛了。三十年后，我在海南岛采访的时候，顺路去看望他。他的双眼因为得了青光眼，已经瞎了。
　　上一二年级时候，星期六下午没课，大家吃了饭便等着家长来接。各种外国汽车别克、卡迪拉克和军车停在楼门口。我的爸妈却很少跟机关要车，他们都是坐电车来，偶尔办事经过了才顺带用车接我。我家在北京城的东北角，育才小学在北京城最南，快到永定门了，相隔整个北京城。所以，我经常等到天都快黑了，一个人在宿舍里哭得跟泪人似的，我妈才来接我，出校门时街灯都亮了。
　　校门外有卖炒肝儿的车，车上有个热气腾腾的大锅，车头挂个沼气灯。我妈买一碗炒肝或一碟煎灌肠，撒上蒜茸，吃起来真是很香。我们吃完东西，才高高兴兴地从天桥商场附近坐电车到东单，再转车回家。回到家也该睡觉了。星期天的早晨，起床后，总能见到我爸买的大大的奶油蛋糕摆在我们三兄弟的面前。
　　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可以跟同学结伴回家了。那时北京治安很好，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先不急着上电车回家，而是先去逛天桥。天桥熙熙攘攘地聚集着三教九流的地摊儿，有说相声的，练把式的，摔跤的，变戏法的……说相声的往往是搭个布棚子在里面表演，表演一段就跟人收钱，可能是我太小听不懂，听半天也不觉得好笑。在我看来相声就是耍贫嘴。摔跤的也是口水多多，讲半天也没摔一次，只扎着褡裢，双方晃来晃去，说的比做的多。但那地方很热闹，有各种小吃。我们逛够两个小时才坐电车回家。
　　有一两次，我还受邀去温宁家做客。温宁家在东交民巷，那里有很多西洋式的房子和别墅。他家就在一个洋别墅里，很漂亮。温宁给我展示他各种西方来的洋玩具。我知道温宁很珍惜它们，所以虽然喜欢，但还是不太敢碰。
　　在学校的时候，同学有时候比谁的父母官儿大，谁的爸爸是将军，谁的爸爸是大使，谁的爸爸是部长级别的。有一天我回家问我爸多少级别，我爸筷子一放，不吃饭了，很生气地站起来就走开了。我妈说：“小孩子别问这个，干部子弟学校就是这点不好，小孩子不能跟别人比谁家的父母官大，坐什么车。以后不上干部子弟学校了，将来咱们上普通学校。让你们看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⒉祖国的花骨朵儿（7）
我给越南胡志明主席献花
　　建国初期，每年的“十一”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阅兵和群众###的庆典。当群众###结束的时候，随着广场上放飞和平鸽的鸽哨声，我们在广场上的成千上万少年儿童欢呼着涌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边，这时就有一对男女少先队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去给毛主席献花。那时候，我们多么羡慕登上天安门去的大哥哥、大姐姐呀！
　　我们的音乐老师叫张华，1957年在我三年级那个暑假前，她送我和几个同年级的同学去市委大楼。那里的叔叔阿姨挑选美少年在庆典上给领袖和来华访问的贵宾们献花。张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带到北京市委那幢大白楼。我们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整齐地排好队，几个阿姨坐在对面，让我们一个个站出来报自己的名字。轮到我了，我记得有一个阿姨还拿我左脸上的一颗浅浅的痣开玩笑。
　　暑假里的一天，老师通知被选出来的同学集合，每人发了一套漂亮的绸衣服。换好衣服以后，就一起坐车去北京南苑机场迎接越南胡志明主席。那天天很阴，好像刚下过雨，我们坐在候机大厅里静静等候。透过落地玻璃窗，见到很多穿军礼服的将军们和高级干部在停机坪上列队站着。趁着雨停，老师也让我们到外边排队，每人发了一束鲜花，并交代我们每个同学给哪一个外宾献花。我和另一个学校的女生排在最前面。等了一会，一架图104喷气式客机缓缓地降落到停机坪上，胡主席走下飞机，将军领导们都走上前迎接，这时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一起冲上前去。
　　因为将军和领导也往前走，场面有点混乱，等我挤到胡主席面前时，女同学已献完花了。我赶快按老师教的，先敬少先队礼，再献花。胡主席把我抱起来亲了一口，胡主席的胡子比较长，很刺人，扎得我痒痒的。我记得胡主席把我放下来后，我又向他敬了个礼，然后撒腿就往回跑，从将军领导们的腿下钻出来……
　　欢迎仪式结束后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上了车，又回到大白楼。老师给我们找了很多三轮车，两三个人坐一辆。车上有篷，三轮车工人在雨篷下挂着一个马灯，车链条磨得齿轮嘎啦嘎啦响，送完一个同学再送另一个，从长安街直走到东单，再去东四，最后才到北新桥，一直到我家。在大雨中，我拨开雨篷，好奇地看着雨中的街景，看蹬三轮车师傅的穿着雨衣的背影，他那一双粗犷的脚给我印象很深。
　　回到我家大概已经九十点钟了。我妈在侨委大院的门口传达室等我。见我给胡主席献花回来了，她高兴地撑着雨伞把我搂着回家，给我换下被雨水淋湿的衣服……
　　多年以后在广州，我在酒酣耳热之际，对一帮同行小朋友们说：“哥哥不是吹牛皮，如果1958年我爸妈不被打成‘右倾’和‘右派’，我就有可能在那年的国庆节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了……”不过，前年在广州的北京育才学校同学会的聚会上，我还真遇上了当年那位给毛主席献花的“大哥哥”，他叫王小怀，现在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放射科军医，在广州陆军医院工作。他告诉我，在他之后，国庆典礼就取消了由少先队员跑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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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1）
老房子里藏着蛇
　　华侨事务委员会的机关宿舍，最早是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0号（当年叫报恩寺10号）。那是一个大杂院，由很多四合院组成。我家所在的四合院，南房和北房各有三间，我们住在南面三间，北面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卢心远一家。
　　卢伯伯是###人士，印象中他身材很高大，卢太太却很矮小，经常穿着一身旗袍。卢家管教子女很严格。他家有两个大哥哥和一个大姐姐。卢迈，和我一样大，经常和我一起玩。有一次，我们和其他院的小孩儿一起玩时，把放在走廊里的一个大铁床碰倒了，砸到了卢迈头上，把他砸得头破血流，哭得很厉害。
　　10号大院是太老了。有一次，大家在睡午觉，听到隔壁院子传来大人小孩的惊叫声：“有蛇啊，有蛇啊！”大家纷纷跑出屋子。有个叔叔从屋子里提出一条一米多长的花斑蛇来。后来蛇被大家打死了。现在想来，那老房子应该有几百年了，才会藏着蛇。那时整个北京城都已经很破败了。
　　记得有一年寒假时，我爸扛回来一个收音机，是苏联产的伏尔加河牌的。收音机中间有个绿色的“猫眼”，会随着音量的大小而闪动，很有趣。我爸每天早上都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这个收音机已经成了老古董了，它至今还能用。
　　那时候，大人都警告我们别走出大院的大门，吓唬我们说：外面街上有很多野孩子，而且还说外面有“拍花子”的，他往你头上一拍，你就迷迷糊糊地跟他走了。我们就真的不敢出去了。
　　晚上睡不着觉，我爸就哄我跟我弟弟，给我们讲故事。讲小蚂蚁爬上三轮车浪迹天涯的故事。爸爸还爱给我们画画，他最爱画小咯咯（小鸡）。有一次，我爸到幼儿园接我的时候，托儿所的阿姨就对他说：“哇，你是画家？给我们画幅画吧。”原来，阿姨问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我就说爸爸是画画的，那时我也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爸和我妈带我和侨委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游颐和园。他们大人又是划船，又是游泳；休息的时候，他们坐在昆明湖边喝着茶，嗑着瓜子，谈笑风生的。只有我一个小孩，百无聊赖地把下巴搁在桌子上吃着零食。有一个阿姨见我的样子怪怪的，可能很有趣，于是笑着叫大家看我。当大家都看着我笑的时候，我“哇”的一声哭了。
　　爸爸喜欢给我们拍照。让我们摆出各种姿势，有骑小三轮车的、挎玩具步枪的和戴空军军帽的，他在按快门之前总是叫我们：“乐一个！”我们家有些相片还是照相馆师傅手工上色的，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青梅竹马海棠院
　　1952年，我们家搬到了王大人胡同1号的海棠院。
　　北新桥王大人胡同1号，也称“侨委大院”，是侨委会的办公所在地。侨委的大部分干部的宿舍也在这里。大门坐北朝南，进门左边是一座四层的办公楼，右边是一座大礼堂。办公楼的背后是一个大花园，前边是各种花圃，旁边种着夹竹桃，还有丁香花树。花园里有羽毛球场，它的北边是种花的玻璃暖房，路边是针松的树墙。花房后面是一片小柏树林，再往北是篮球场和单双杠、沙坑等运动设施，篮球场北边是一栋四层的宿舍楼。

⒊　北京侨委大院的日子（2）
解放初，侨委的干部大部分是来自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缅甸和越南等地的归国华侨。当年，他们都很年轻，每天下班以后，篮球场和羽毛球场上都是热火朝天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