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都不读书，那还有什么前途。当然，多读书，读好书，读有用的书，不见得要读赵某人以及这类人出的书，那敬由尊便。何况我的书不算百万以上的盗版，正版印到105 万册，销售一空，如果我与陈军再多努把力，相信还能再扩大这个数字。《岁月随想》不乏读者，包括点评和批评我的朋友们，也肯定仔细读了我的作品。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想说的是包括我在内，这一“族群”的兄弟姐妹，出于自发或是应邀写作，他（她）们一定在写作中，看过不少书，参照过前贤与当今才俊们的精妙大作。仅这一过程，我们难道不应拍手称好吗？难道前辈大家著书界的名人，不应对这些仿效者加以指点与鼓励吗？我看到报载某教授鼓励他家小保姆学习文化，努力进取，经过高考，上了大学这是多么好的事呀。
就算我和类似于我这样的为公众服务的演艺人员是您家的佣人，您不能也鼓励鼓励吗？
文字不通，语焉不详，甚至错别字时而有之，这个通病不独属演艺名人，孔老夫子也绝非从呱呱坠地伊始就口吐《春秋》，所有的人通过学习，从无到有，从低到高，更上层楼，这是规律。这个道理人所尽知，“有教无类”，孔老夫子对人持的是“诲人不倦”的仁爱之心。
问题是当时，以至时下，乃至未来，出版社和编辑们也要负起责任来，邀稿犹如采摘，您采摘那些成熟的果实，经过筛选、加工、包装，奉献给读者岂不好事多多，玉成其志。但书的思想情调的表现，如有不当，出版者既有帮扶之责，也有弃用之权，天经地义，不要歪瓜裂枣都一律端上来，贻笑大方。而当此之时，即便有微词与争议，出版者当越众而出，或“认打”或“认罚”，显得大气，做事磊落，至于字里行间，出现讹误和别字，如不是盗本，那出版社也应承担主要责任，否则校对一关岂不虚设。
总而言之，“名人出书”不应太匆匆，但有了这一股潮流，负责的批评家能本着营建和谐，悉心指教甚或严辞点评，都是为这一潮流添光加彩的好事和善举。
断不至于像某博士在报上所言，“什么乌七八糟，我从来没看过。”我把这句“名言”理解为言出幽默宛尔一粲。否则，无限遐思，就会误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也出了偏差。
言归正传。张一玲、林金荣两位女秀才帮我“再立新功”，并且犹如陈军般的全力以赴，与我切磋，选题立意，一章一节都极尽思谋，我也算灯下苦熬，半年寒窗，三十万字的文稿绝非吹灰之力可成，个中辛苦与压力、希望与不足、努力与困怠、写作与职场之劳、居家与外出奔波，紧锣密鼓，无暇稍息。读者诸君，在下当时已近花甲，就算抄录三十余万字，也很费力，何况这本书的文字仍由我心淌出。《岁月情缘》于2000年问世，本待再现辉煌，却风波陡起，枝节旁生，就算我一千个不情愿，也竟至被请上法庭，第一场法律风波开始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1）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是我学生时代必读的文学范本。
如果我现在朗诵这篇散文诗，精、气、神，均不能抒发作品高亢、激昂、响彻行云的气势了。前不久，有个晚会邀我朗诵郭老写的话剧《屈原》中的台词选段《雷电颂》，我坦言不能胜任。我的心目中深惧惊涛骇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洞庭湖水在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描述中也令我“满目萧然”了。
我尤其惧怕海上的巨浪，如果是海啸那就更闻之色变了，我也怕那大江大湖无风波涌的茫茫声威。
但在玉渊潭边漫步时，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情景仅使我的情怀微荡，我喜欢在这波澜不兴，碧水微澜的景色里，放飞心儿的畅想，回忆以往的欢乐，期待未来的温馨。
2000年以后，我的处境当然不是太平洋海啸，也不是樯倾楫摧的洞庭湖的“浊浪排空”，但恰似玉渊潭的湖水被莫明其妙的东西南北风刮起一片白色碎浪。
孟郊曾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丘”之慨，曹雪芹亦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叹，俄国作家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处女作寄出之后，准备在不被出版社接纳，将走上绝路之际，夜半惊魂，一阵拍门声后，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当时在俄国文学界“一言九鼎”的权威评论家别林斯基，这位泰山北斗，激动地说：“果戈理又出现了！”
我无从在文学、文字、才情、影响上，与这三位中外历史文化名人相望，但对自己已经开始写作，出版了《岁月》两部作品且遂后引起20世纪末中国文学出版界的一股热流也颇自得。
在拙作中，我曾引用过我于1978年在白帝城碑林中看到楷书镌刻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并已记住“得意不宜再往”这句话。
期盼再续新篇，再次畅销，心中隐隐的盼望，这就是“得意而又想再往”了。违反古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得意再往”按常人理解占便宜没够。
《岁月情缘》首发25万册，这一数字固然体面，首发比《随想》多了7万册，这等于是卷土重来，应该说这本书，下了比《岁月随想》更多的功夫，但却少了新意，有点老调重弹。虽然在二位才女的要求下，我在行文时比上一本书下了更大功夫，但少了那份我所追求的行云流水的率性。
此处我说的是我追求的，并非已达是境。
文人嘛，还要庄敬谦逊。不过，太过斟酌，虽使词汇更多姿和语句更华丽，的确是少了那份自在。这使第二本书追求更完美反而又有了不足之处，不过总的来看我仍满意。
但出第二本书时，我身旁多了一些审视甚至挑剔的目光，第一本书的出版前后，产生的未可预知的效应，是十分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件事。因此，这第二回的出书时就有一些特别的目光了，但对这本书，至今还没挑出太多的毛病，不过我自己太热衷于外部的热闹了。在促销上走了偏锋，不是像以往只在新华书店签售，而是多了商业色彩与商家联手促销，他卖货我签书。说到签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作者并不是自产自销者，无非是书店或商家从出版社以低于市场价折扣买进，他们或卖或给买自己商品的人送一本书，促销自家商品，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场合，我的出现，别人会怎么看就不好说了。其实我一分商家钱也没挣，纯属赚个人气，赚个名声。但在山东出了情况。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2）
北京某报转载江南某晚报所发山东撰稿人写了一篇《买鞋才能获签名 赵忠祥泉城卖书遭冷遇》一文，文中说，某商场某摊位必须买一双鞋，才能得赵忠祥一本《岁月情缘》。于是“读者寥寥无几，面面相觑难以理解，相互询问，甚至高声喧哗：‘赵老师，您是售书，还是卖鞋。’”寥寥无几何来喧哗？
北京某报与我一向交往甚厚，曾多次对我保护野生动物的心愿和第一本书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报道，而这次却在我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篇文字原封转载，转载文中有两个地方使我很不高兴。一是把我的《岁月情缘》错印成《风月情缘》，二是载文之后又发一个编者按，欢迎广大读者对赵忠祥这一现象讨论下去。
我的“岁月”改成了“风月”，而一般人或我本人都会把风月理解成风月场所，伤风败俗哪有什么情缘，我把这家报纸的转载，发编后语再加上改我书名三件事连在一块儿，我认为这是故意作贱人，居心叵测。
事隔多年，我用今天的觉悟来回顾当初，假设我当时装聋作哑，硬咽下这口气，也未必气成半身不遂来，就不闻不问不接招，这叫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应当这么做，但我那时虽年事已高而修为太差，觉悟太低，我采取了“恩怨分明”，不平则鸣、还以牙眼的方法。
而当时，我知道，假设我写一篇不同看法的文章，不但这家报纸不会采用，说有什么不同想法欢迎来稿，其实那并不包括被他们骂的人我在内，而且其他平面媒体就算与他们有竞争，但按他们的行规也不会采用。连一家境外传媒都表示过，“我们不会得罪同行。”这家媒体邀我做一个专访，我问假如我点了××报的名可不可以在你栏目中播出去？据她请示后说真的很为难。这叫什么逻辑，我就不是新闻人吗？他们登我的不实之事，怎么就不考虑同行义气呢？何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呢？
于是我宣言“沉默不是我的个性”，我有话要说，而且机会太多了。不久北京举办书市，邀我参加，我想那天媒体一定会采访我，我正好利用这次采访表示我的态度，有人依仗自己的媒体，我依靠我的名望，只要我愿意，总有许多能说话的地方。到了书市我发现我不仅在电视、演艺圈能有媒体不断关注，在图书圈仍有不少记者采访我。
当几台摄像机对准我，我在读了新书出版后的发行情况的书面发言后，同时，对某报的不实转载和不怀好意的报道也进行了“自卫反击”，我说他们在做歪曲报道，构造虚假情节，污辱人格，而失去了起码的职业道德。那时我的情绪完全由北京某报的做法所引发，但我并不在意，甚至根本没记住这篇文字是谁写的，所以我至今也不记得说过谁是流氓这个词，因为我没有必要记住具体的对象，至少在我主观意识中完全没有对山东的记者有任何微词，我根本没注意他是谁，我也根本没把那篇不实的原文中的描写放在心上，我只是对北京某报转载和篡改我书名又发编者按而十分不满。我在意和气恼北京这份较有影响的报纸的这种做法。
他们在报上，以不实情节羞辱了我，我仅仅以一己之言，指出他们的不对，表示了我的态度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媒体的个别人�